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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胶囊:上世纪牛津大学女校学生的家书

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OxfordSBS 2019-05-23 00: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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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莱莎从牛津发出的第一封家书


本文翻译自希拉·莱莎(Sheila Lesser)女儿杰西卡·索特尔(Jessica Thurtell)在牛津校报发表的文章,《Frantic rush, awful crisis!》,原文图片版权由作者所有,中文翻译未经许可请勿转载。点击末尾阅读原文可访问英文原文网站。


在二战期间,牛津校友希拉·莱莎(Sheila Lesser)在BBC度过了杰出的职业生涯。去年当她故世时,留下了一个装满纸片的破旧箱子。结果人们发现,这个箱子是一个栩栩如生的时间胶囊,里面满载她1930年代的家书,记录了她大学本科生活的每一天。


“我亲爱的家人,”我的母亲希拉·莱莎于1934年10月14日写道。那时她刚从牛津大学圣希尔达学院(St Hilda's College)开始本科学习,这是她往家寄出的350封信的第一封。她开了个头继续写下去:“我恐怕这封信会有些匆忙……” 你也许会觉得很难相信,但她坚持给家里写信,每天一封,偶尔一天两封,详细分享了她的整个牛津经历:导师,学术的努力,朋友,甚至她的爱情生活。当希拉于98岁去世时,这破旧的箱子在被遗忘在她阁楼多年后,来到了我的手中。


这批凌乱、一捆捆的信件混在各种单据中,从老化的橡皮筋中散落出来。只是把它们整理成序就花了我两周的时间。但信中她舞动的形象跃然纸上,满腔活力与决心,严肃又风趣,充满了对不寻常大学体验的兴奋之情。


她的父亲是亨利·莱莎(Henry Lesser, CBE曾获司令勋章),出生贫困却极度聪慧,通过夜校学习最终成为了一名律师。他决心给希拉自己从没有过的学习机会,而她也充分意识到家里为了给她支付学业做出的牺牲。她拼尽全力不让家人失望,同时也对自己雄心勃勃。“我绝对必须在牛津出人头地,”她写道。


希拉学习德语和法语(在第一年后停止了法语学习)。从一开始她就明白牛津的教育比纯学术要丰富得多。她尝试所有种类的社团和俱乐部--从牛津学联到牛津大学戏剧协会,从法国索邦社团到犹太社团,甚至最终还当了犹太社团的秘书,虽然她本人并不信仰宗教。她成立了圣希尔达学院的舞蹈俱乐部,这进一步成了她的一大乐趣。她全情投入所有能参加的活动,因为不愿错过任何一个时刻,似乎永远在极度忙碌中。“无比匆忙”,“我此刻忙疯了”,“出门前兵荒马乱的五分钟”,“真是疯狂地匆忙,可怕的危机!



希拉·莱莎1934年照片


那个年代距离Facebook出现还有很久,也远在短信、博客甚至手机出现之前。当时甚至少有人家中有电话。如果你需要联系他人,就只能写信,而邮局一天要收发信件若干次。于是,当周五希拉给家里写信说,“西里尔邀请我明天去跳舞,但是我把那条蓝色的裙子放在家里了。请把它寄给我吧。”而她周日给她母亲的信则写道,“帮我把裙子寄到太谢谢啦。它看上去非常高雅,舞会也棒极了!到午夜12:00才赶回学校!!好在门房还在。”


在1934年,牛津大学只有四所学院招收女学生,所以当时大学里的浪漫故事和今天完全不同。因为男女生人数悬殊,结果女生往往追求者众多。从当时的一封信里就可见一斑。“又将会是愉快的一周。明天和彼得参加奥地利俱乐部晚宴,周五和加帕斯基去‘樱桃果园’,周四和西里尔去学联活动,还有周六和戈弗雷去舞会。另外我还有成堆的功课要做。”在大量社交活动的漩涡中,她坚决维护着自己的名誉--“所有人都知道我有颗冰冷的心”,虽然也有几次险象环生,“妈妈,我该怎么办?我相信我已经爱上西里尔了……和男生保持友谊简直不可能……恐怕我希望他带我去跳舞还有其他活动。如果他吻我我会高兴(这真是可怕的忏悔)但我决不能让他得逞。我决不调情。”


因为她来自的家庭环境中,政治和世界事务是日常话题,希拉对所有政治社团都特别感兴趣,批评起其中大部分也毫不留情。她参加了所有的牛津学联辩论以及政治社团的会议,然后饶有趣味地写道“客观地说,他们让我觉得好笑。”她给家里写信描绘一些辩论,也添加了自己尖锐的批评:“真是迂腐”……“他们毫无见地”。自由辩论协会“只是夸夸其谈却一无所成”。对于保守俱乐部,她宣布“我这辈子从没听过那么多迂腐之辞,可是我的社交本能告诉我,我多半还会再去那里。”她不同意共产主义倾向的工党却尊重它,因为其成员“更积极明智。他们知道想要什么,而且每个人都会为之努力。”



希拉·莱莎1944年照片


希拉在牛津最大的享受,是和五六个亲密无间的女性朋友一起聊天、跳舞、阅读和喝可可,一起度过的黄金三年。她们称彼此为“家人”,相互支持度过每个交论文的“危机”时刻,——包括举办“咖啡和香肠派对,来为我找灵感”——也度过那些浪漫纠葛时刻。她们骑自行车、步行、针织、欢笑并分享花了35先令买来的珍贵唱片(价值今天的1.75磅,当时对于她们是巨大支出)。她们热爱舞蹈,“我们把肥皂片撒在地板上让它变得顺滑”。可可是她们主要的能量饮料——其他的饮料则是罕见的例外:“(一个朋友)在我们离开前给了我们雪利酒-- 整整两大杯!现在你看,我们一旦开始傻笑就停不下来!”那真是一个纯真年代,但是在牛津的岁月成为她以后整个漫长人生的灯塔。


她两次拜访德国,分别在1935年和1937年。当时纳粹已经开始统治德国,和犹太亲友待在一起也成了问题(她本身也是犹太人)。当一起坐火车出去郊游时,她的朋友被告知必须乘坐火车后段的末等舱,而她作为英国公民,则可以乘坐头等舱旅行。而她总是选择和朋友待在一起。我希望我也能有她那么勇敢。


她从牛津毕业后,仅仅为了学习打字短暂停顿,就直接加入英国广播公司BBC在伦敦播音大厦的秘书处。在战争爆发前夕,公司急招会说德语的人,于是她发现自己开始打字第一条新闻通告,后来这变成了公司的德语服务。从那里,她被招募去开拓还在摇篮阶段的新闻信息服务,剪贴报纸新闻并分门别类,以供记者挖掘题材。到战争结束时,她已经成为审稿副主编,在新闻编辑室工作。在二战欧洲胜利的那天,她和理查德·迪布拜(Richard Dimbleby为BBC首位战争记者)一起在牛津街上漫步。


她一生都保持着“牛津塑造我“的精神,在校园培养的纪律严明的头脑让她的人生取得成功。虽然在嫁给一位年轻的整形医生约翰·梅耶(John Mayer)后她中断了新闻工作,并搬到肯特(Kent)度过余生,但那里她又成为了一名治安法官。她是汤布里奇地区(Tonbridge)治安法庭的首位女主席,然后成为了治安委员会肯特分局的主席。她为治安法官建立的培训项目后来在全国推行成为必修课。她一生从未停止学习,参加各种学科的成人教育课堂, 直到最后都保持初心。



本文作者杰西卡·索特尔和她的母亲希拉·莱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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