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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墙倒塌26周年:当摇滚撼动柏林围墙

商业周刊中文版 2018-09-27 11:13:28

来源:大家

撰文:张铁志

史普林斯汀的演唱会本身是改变中的空气中的一个重要因子,它凝聚了那些渴望的声音,并点燃了更多火花;它让东德青年更坚信他们每天思考的问题:如何寻找自己的声音,打破体制的虚妄,并追求真正的自由与反叛──而这正是摇滚乐的精神,与其得以改变世界的力量。



这可能是摇滚史上最撼人的演唱会之一,因为这场摇滚演唱会展现了摇滚乐如何在关键的历史时刻,给予那些准备追求改变的听者深刻的力量与信念,从而改变了世界──让柏林围墙倒塌。


1988年七月,就在柏林围墙倒塌的十六个月之前,美国摇滚巨星布鲁斯·史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来到东柏林举办演唱会。


这是东德有史以来最大的演唱会,至少有三十万人参加,地点是柏林围墙以东三英哩的巨大露天体育场。因为想要进场的人太多,主办单位只得打开栅栏,让每个人都进去,兴高采烈地冲进去──这彷彿预示了十六个月之后,人们如何在柏林围墙崩塌之后,带着不敢相信的笑容奔向自由之地。


【一】


八零年代的摇滚乐世界是属于史普林斯汀的。1984年的专辑《生在美国》, 不止让他成为最重要的巨星,也成为美国流行文化的一个重要象征。


从第一张专辑开始,史普林斯汀的创作主轴就是探索美国作为一个许诺之地(promised land)的幻灭,以及美国梦的虚妄和现实的残酷之间的巨大对比。他在七十年的作品描绘了小镇青年的梦想与失落与找不到出口的愤慨与焦虑。进入八十年代,他更关注美国经济转型下的社会正义,歌唱工人阶级日常生活中的梦想、苦闷与挫折,并且不断质问,所谓的美国梦为何在现实中只是虚幻的泡影?尤其八十年代是雷根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时代,社会越来越不平等,经济贪婪和军国主义成为新的时代精神,因此史普林斯汀成为雷根时代最重要的异议者。


他对音乐的信念是“我对于如何利用自己的音乐,有很多宏大的想法,想要给人们一些思考的标的──关于这个世界,以及孰是孰非。”他也说,“我想要做一些能发挥影响力的作品,并与这个时代的意义、以及我认为重要的事物有关连。”




1988年,他举办全球“爱情隧道快车巡回演唱”。在巡回途中,他宣布将会加入国际特赦组织举办的“现在就要人权!”(“Human Rights Now!”)巡回演出,以纪念世界人权宣言40周年,其他参与者还有史汀(Sting)、彼得·盖布瑞尔(Peter Gabriel)、崔西·查普曼(Tracy Chapman)等歌手。


在欧洲演出时,史普林斯汀临时起意想去东柏林演出。他第一次来到东柏林是在1981年,当时是以一般观光客的身分,跨越柏林围墙进入东柏林,那个灰色的城市。


【二】


从1961年八月13日起,柏林围墙将当时在政治上已经分裂的城市分割成两半。从1961到1989年间,超过十万名东德人企图攀越、或从围墙底下钻过去,甚至从靠近围墙旁的高楼窗户跳下去。东德的边界警卫对这些人基本上杀无赦。据统计,有因为想要跨越围墙或德国边境的人中,有超过千人被杀害,有3200人因“逃离共和国”(Republikflucht)的罪名遭到逮捕入狱。另一方面,有5000人成功越过这座柏林围墙,到西柏林寻求自由。


不过,虽然东柏林人出境困难,来自西方的旅客却能经过14道紧密严防的“检查点”,跨越围墙进入东柏林。


作为一个极权的共产主义政权,东德政府严密控制人们的表达和思想自由不在话下。对这些共产国家而言,摇滚乐是美国帝国主义的产物,只会腐蚀年轻的东德一代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因此是国家的敌人。


这些指控对了一半:错的是,摇滚乐并不是和西方政权站在一起,反而更经常是批判美国和英国的掌权者;但共产政权的担忧确实也对,因为摇滚乐歌唱的就是自由与反抗,因此,社会主义青年们也难以抵挡住摇滚乐挑逗他们青春的欲望和冲动。统治者越是禁止,他们越渴望得到一张摇滚专辑,听到一场真正的演唱会。


在1969年,东柏林的青年似乎真的可以听见一场伟大的演唱会。


在那个夏天,在美国刚举办了三天三夜结合青年反文化的Woodstock音乐节,成为摇滚世界的图腾。


而在秋天,在东柏林的摇滚青年中,口耳相传英国的滚石乐队将于10月7日,在西柏林围墙不远处一栋19层高楼上搭起高台,在上面举办演唱会,这个高度比柏林围墙高出270英呎,所以在东柏林的围墙边就能听见滚石永不满足的吶喊。


但其实这只是一个西柏林电台DJ的残忍玩笑──这玩笑并不离谱,因为披头四不久前在伦敦的一个大楼屋顶上演出过。10月7日那天, 当许多东德青年被动员去参加东德建国二十年的纪念,几千个来自东德各地的摇滚青年却聚集在柏林围墙边,准备跟着滚石的魔鬼音乐起舞。只是,等待他们的不是滚石,而是东德警察的镇压,他们一边抗争一边唱着“围墙必倒塌”(Die Mauer muss weg),最后多人被逮捕,有人甚至被判刑两年。(那年十二月,滚石乐队在旧金山的Altmont举办一场引爆狂欢的免费演唱会,却造成一人死亡,成为六十年代的摇滚哀歌。)




七零年代之后,有十几个东德乐队成立,但他们的歌词必须事先接受审议,且要国家的允许才能公开表演。其中一支深受年轻人喜爱的乐队克劳斯.伦夫特组合(Klaus Renft Combo),在1975年发表歌曲《小奥图的摇滚情歌》(Die Rockballade vom kleinen Otto)讲述一个想逃到西德的年轻人,遭到被禁的命运。(第二年,1976年,捷克的宇宙塑胶人乐队也遭到逮捕,而引发七七宪章运动。)


到了八零年代,民意调查的研究者指出,有超过百分之七十的年轻人只听西德的广播与西方的流行音乐,扬弃了东德媒体。


时代确实开始改变了。


1985年,苏联新领袖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上台,推动“重建”与“开放”的政治经济改革,这不仅改变了苏联,也影响了东欧各地的政局。此时,共产主义多半已经沦为一个空壳,一个墙上空洞的标语。


戈巴契夫的改革对东德的铁腕统治者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的政权造成了威胁。不像波兰和匈牙利已经开始转型,东德和罗马尼亚等国却依然坚守着共产主义阵营的最后一道防线,只是他们国内看到其他国家已经出现变化的苦闷青年越来越不能忍受体制的僵化和腐臭,渴望那巨大的改变的风。



东德的情况在1980年后半期明显地恶化,人们对现状的挫折感与日俱增,要求离境签证的人数也在增加。


东德共产党的青年组织“自由德国青年团”在1985年,会员有230万人,涵盖14至25岁东德人口中的80%。他们也看到政权在年轻人心中已经摇摇欲坠,而想要安抚年轻人,尤其是面对来自西柏林的摇滚挑战。


1969年没有出现的西柏林摇滚音乐会真的在1987年出现了,只是这次不是滚石,而是大卫·鲍伊(David Bowie)、创世纪合唱团(Genesis)、舞韵合唱团(Eurythmics),目的是为了庆祝柏林建城750周年,地点在西柏林的德国国会大厦(Reichstag)前, 6月6日至8日连续三晚演出。演唱会叫做“为柏林而唱”(“Concert for Berlin”)──这个标题确实是试图挑衅东柏林,而演唱会中也有四分之一的扩音器对着柏林围墙与东柏林。


因此在西柏林有8万人看着演唱会的同时,也有几千个东德人在几百码外的围墙的东侧聚集,倾听那些他们再熟悉不过、如今可以真的听到(却看不到)的声音。然而,东德警卫再次暴力驱离人群,殴打群众,而这一切都上了西德电视,且那时东德人可以轻易地收到西德电视和广播,因此在东德引起了巨大愤怒。


自由德国青年团开始思考,与其让西柏林吸引东德青年,不如他们自己邀请西方音乐人来满足东德年轻人。尤其,西柏林在1988年六月又将有一次“为柏林而唱”的演唱会,而这次阵容更超级:平克佛洛依德(Pink Floyd)和麦可·杰克森。


自由德国青年团决定在离柏林围墙约有三英哩的威森斯区举办演唱会。1988年6月19日,就在麦可·杰克森在西柏林演出的同一天晚上,在东柏林这边是加拿大歌手布莱恩·亚当斯(Bryan Adams),现场有十二万名听众。这已经是东德青年的难得摇滚体验,但东西两边当然差的很远。




事实上,在前一年的9月 ,鲍伯·迪伦(Bob Dylan)就在东柏林举办演唱会,但迪伦演出早已无法唤起年轻人的热情(他或许也不在乎)。1988年3月7日,英国乐队流行尖端(Depeche Mode)也在东柏林的一个小型室内场地演出;6月1日是乔·库克(Joe Cocker)在威森斯的露天场地为八万名听众演唱。但这些演唱会没有一个如同1988年七月史普林斯汀的演唱会的影响。


【三】


当史普林斯汀的经纪人琼·蓝道试图探询史普林斯汀是否可能在东柏林举办演唱会时,没想到东德的青年共产党人正面临这个摇滚的焦虑,所以一拍即合。这不仅是因为史普林斯汀是当时最重要的摇滚巨星,而且他是站在劳动阶级这边,并对美国的雷根政府诸多批评──史普林斯汀常翻唱Woody Guthrie的在1930年代的歌曲《这是我的土地》,而Guthrie是一个美国共产党员。所以这对东德青年共产党人真是最好的选择。


为了政治上更安全,“自由德国青年团”决定把演唱会加上“为尼加拉瓜而唱”。在1980年代,尼加拉瓜是全球左翼关注的重心,因为美国参与推翻左翼的桑定诺 (Sandinistas)政权,而摇滚界从The Clash到U2都非常关注这个议题。




于是,东德官方新闻社的消息写着:“自由德国青年团的第五场夏日摇滚演唱会系列,即将在1988年7月19至24日举行。这将是一场与尼加拉瓜反帝国主义团结的运动。7月19日的开场表演,将会由布鲁斯·史普林斯汀与E街乐团(美国),在柏林-威森斯带来一场四小时的演唱会。”


而这件事直到史普林斯汀飞到东柏林当天才赫然发现。不论史普林斯汀是否支持桑定诺政权,他都不愿意他的音乐成为政治工具,因此提出严正抗议。东德方面因为担忧演唱会被取消,愿意把所有支持尼加拉瓜的旗帜、标语都除掉。


1988年7月19日中午之前,东德有史以来最庞大的演唱会群众开始抵达场地。人人脸上带着兴奋的微笑。演唱会只印了16万张门票,但想来看的人远超过这个数字,主办方只能打开所有栅栏,让每个人都进来。最后人数是三十万到五十万之间。


这对东德人来说,是个多么不可思议的画面──跨越官方的障碍,却没有被逮捕或开枪。


史普林斯汀的开场曲是《恶地》(Badlands):


谈论着梦想,试着实现它
你在夜里惊醒,感到如此真实的恐惧
你耗费生命,等待一个不会来临的时刻
别浪费时间再等下去了


你每日在此生活的恶地
让破碎的心站起来
那是你必须付出的代价
我们只能努力往前推进,直到被了解为止
这些恶地才会才会开始对我们好一点
拥有理念,深植于心的人们啊
活着并不是一件罪恶之事
……
我想要找一个地方,我想对着这些恶地的脸吐一口口水


原本他歌唱的“恶地”是梦想破碎的美国,但这当然也可以是极权统治下,掐死人们梦想的东德。


他接着唱了《在街上》(Out in the Street),《亚当养大该隐》(Adam Raised a Cain),《天堂许可之事》(All That Heaven Will Allow),《河流》(The River),《应许之地》(The Promised Land),《战争》(War),还有《生在美国》(Born in the USA)等三十首歌。


这是三十万东德青年从来没有的摇滚激情体验。史普林斯汀原本就是最能将摇滚的真诚性转化成演出现场巨大光热的歌手,而他的歌曲主题不论是许诺之地的破碎,或是年轻人要逃出困顿的小镇,每一首歌都可以从纽泽西的小镇转换为东柏林的现实。


如标志性歌曲《雷霆路》(Thunder Road)是年轻人要带着他心爱的女友玛莉逃离这个“充满失败者的小镇”,追求他的许诺之地:


我不是个英雄,这是众所周知的
亲爱的女孩,我所能提供的救赎,
只有这个肮脏车蓬底下的车子
可以让我们有点机会过更好的日子
嘿,我们还能怎样呢?


除了摇下车窗,让风吹动着你的发稍
夜的门户大开,这个双线道可以带着我们到任何地方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机会可以实现我们的梦


同样深具意义的是,冷战时期的美国是共产主义的最大敌人,而史普林斯汀被视为美国精神的代表,因此当他在演唱《生在美国》,台下观众挥舞着自己黏贴制作的美国国旗时,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神奇的画面──当然这首歌不是保守的爱国主义,而是植根于工人阶级的进步主义传统。但无论如何,当数十万人一起挥舞着美国国旗,高唱《生在美国》时,这在东德已经是一场革命了。


在演唱会中,史普林斯汀也准备讲一段话告诉人们,他并非出于任何政治性的理由才来到这里,而是来这里为人们演唱摇滚乐──“希望有朝一日,所有的围墙终将倒塌。”但就在他准备演讲前,经纪人非常担心这段话出问题,因为从来没有人在东德内部说过希望“围墙倒塌”,因此希望把这一句改掉。


史普林斯汀接受了。他在舞台上用死背的德语说:


——“我很高兴来到东柏林。我并不反对任何政府。我来这里为你们表演摇滚乐,希望有朝一日,所有的障碍都能被拆除。”


全场激昂鼓掌。接着下首歌前奏响起:《自由之钟》(Chimes of Freedom)──这是Bob Dylan关于自由的名曲,而一个月前史普林斯汀在瑞典演唱会上,在演出这首歌前宣布他会参加国际特赦组织巡回演唱会。


观众听到了他的讯息。




开车横跨半个德国来听这场演唱会34岁的农夫约格·贝内克(Jörg Beneke)说 ,“每个人都很清楚他说的是什么──拆除围墙。那是压倒东德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从来没有在东德内部听任何人这么说过。那是我们之中某些人终身企盼听到的一刻。也有一些其他来自西方的摇滚歌手来这里演出,然后对我们说:‘哈囉,东柏林,’或是这一类的话。但是从来没有人来到我们面前,说他希望能拆除一切的障碍。 假如我们可以翻越柏林围墙的话,一定有许多人会这么做的。”


秘密警察却察觉不到人们心中的汹涌与激动。东德国家安全局一份史普林斯汀开始演唱两小时后的记录中写着:“晚间9时30──摇滚演唱会毫无意外地继续进行。群众的气氛绝佳。”这份报告接着又写:“国家安全毫发无伤。一共有800人在演唱会期间晕倒,其中有110人是因为饮酒过量导致。”


【四】


在1988年的那个夏天,没有人会想到柏林围墙会在一年多后会崩塌。


史普林斯汀演唱会的六个星期以后,在1988年的9月,在威森斯附近出现了要求言论自由的示威游行。


1989年7月,东德的首波反对运动“新论坛”创立,但很快就被共党政府取缔。


1989年8月,匈牙利拆下与奥地利之间的铁丝网栅栏,次月就有一万多东德人经由匈牙利逃往奥地利。


1989年9月开始,成千上万的东德人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大规模群众游行在莱比锡,德勒斯登,马德堡,罗斯托克和波茨坦等地出现,吶喊着:“我们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


1989年10月东德总理昂纳克辞职。一个月后,89年11月9日,人们终于自由地冲过围墙的检查点,意味着柏林围墙的倒塌。


东德在1990年三月举行自由民主的选举,并在1990年10月3日与西德统一。


史普林斯汀的演唱会当然不可能导致柏林围墙的倒塌,但它无疑是通往1989年秋天革命的一个钟声,自由的钟声。


因为这些青年早不想活在围墙的阴影下,他们深信东德不能如此继续,而必须要有改变;看到其他国家,他们也相信改变是可能的。然后,史普林斯汀来了,要他们带着勇气逃出这个桎梏的恶地,和被诅咒的命运。


自由德国青年团和共产党想要给人们一个保持现状的理由,但每个人都知道这不过是一场谎言与闹剧:人们在演唱会中感受到的是对自由的更多饥渴,对改变的更多强盼望。


一个参与者说,“演唱会结束后,我们都得走路回家,因为街道封闭了,大众运输和汽车都动弹不得。当天晚上在东德街头漫步的人群,庞大无比。感觉就像是一场很大的示威游行之类的。一切都令人很亢奋。”


另一个在几个月后逃离东德的年轻人说,“我们都把史普林斯汀的那场演唱会当成一个记号……在那之后,我们只想要更多的自由。”


摇滚乐迷都知道,摇滚音乐会是魔法般的集体体验,是一个集体赋权(empowerment)的过程。你会在音乐的热力中得到感动、得到力量,并且相信你真的可以和旁边的人一起改变什么。


担任史普林斯汀翻译的东德女士说,这是一场孕育了改革运动的神奇演唱会“东德的气氛在那场演唱会后就改变了。人们兴高采烈地离开演唱会回家。有好几个星期,人们都在谈这场演唱会。有这位从西方,从美国来的巨星来到这里,关切着我们的命运,他提到,有一天这里不会再有任何障碍。成为这样的群众的一份子之后,你会觉得自己更坚强了。我们开始不再恐惧。东德当局把史普林斯汀和其他这些西方乐团带来,想释放压力。但这一切都适得其反。不但没有释放压力,还让年轻人更深入思考自由的意义。”




史普林斯汀的经纪人蓝道说,“我们来到那场表演,不可能感受不到人们对改变的期望。我们带到东柏林的那份精神正是:‘嘿,这是一场冒险,不一样的东西。'或许适逢其时,但我们并不是带着傲慢、或自认是从西方来传递福音的心态。完全不是那样的。但是我也不会忽视其后果。它引爆了这一切。”


史普林斯汀的演唱会本身是改变中的空气中的一个重要因子,它凝聚了那些渴望的声音,并点燃了更多火花;它让东德青年更坚信他们每天思考的问题:如何寻找自己的声音,打破体制的虚妄,并追求真正的自由与反叛──而这正是摇滚乐的精神,与其得以改变世界的力量。


记住史普林斯汀的歌:


没有火花,就燃不起火来


──《在黑暗中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