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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传明:在牛津访学

文汇笔会 2018-12-05 11:57:52

| 这种晚餐会实则是牛津人的第二课堂,它与课堂教学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钱锺书戏言:在牛津需吃够多少顿饭,才能毕业,指的就是这个。它重视的是对学生的问题意识的培养

2008年秋至2009年春,我得到了一次到英国牛津大学访学的机会,在那个带有浓厚的欧洲中世纪情调、宁静从容、风景如画的大学城里待了六个月,这成为我过往生活中一段非常美好的记忆。

行前曾有朋友问,为何不到别的英语国家而选择去英国访学?我的简单解释是为了圆自己年轻时的一个梦——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的大学,本科读的是英语系,其时中国刚从“文革”的文化沙漠中跋涉出来,年轻人在读了《简爱》《呼啸山庄》《德伯家的苔丝》之类的英国小说后,自然会被其深厚的人性意蕴、强烈的浪漫激情和浓郁的异国情调所吸引,因此有朝一日造访英国就成了一个对当时的我来说近乎奢侈的梦想。后来读硕、读博,我又转修中国现代文学,而希望造访英国的愿望不仅并未减弱,反而有所增强,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的确更偏于“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研究起来尤其需要有一种现代文化、文学比较学的视野。能在人到中年时得到这次访学的机会,也可以说是天遂人愿。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其事要躬行”,要了解现代世界产生的起源,就必须了解英国这个现代世界的领跑者、独一无二的老牌儿、原发性的现代型国家;而要真正地了解英国,除了书斋里的阅读和推想,还需要一种零距离的接触和融入式的体验。果然,在英国生活的直接感受和印象是以往在书本上所不可能了解的:英国生活首先让我领教到的便是英国人办事的刚性、严谨和一丝不苟,这从负面讲便是古板拘泥、不懂变通、不通人情,我和朋友们将其戏称为不同于东方的四方四棱的“方脑袋”思维方式。举例来说,我初到英国去银行办信用卡,手里须有接受单位开的介绍信,但我的介绍信上的姓名拼音出了点小问题,办公小姐在我的名字之间画蛇添足地加了个“—”,与我护照上的写法有异,因此当我在银行排队好不容易排到了之后,又被打了回票,完全没商量,只好又跑回去重开证明、重新排队,耽误了整整一上午。接下来与当地警察接触也很有意思,英国警察的作风还是颇有点“皇家警察”的派头,他们高视阔步地提着警棍在街头巡逻,并无多少为民“公仆”的谦恭,倒是颇有种代表“王法”的矜傲。我们初到牛津,都需到警察局进行登记,登记时需交付一定的费用,而他们发的通知上就预先声明,登记者必须自备零钱,警局不给找零,即使有零钱,它也不会也没有义务为你提供这种服务,也就是告诉你这些事情都需要你自己好自为之、自担后果,勿谓言之不预。有时他们的这种严谨好像也到了让人感觉有点较真的程度,在我们看来不无幽默感。例如刚到牛津,有几个中国来的小留学生被分配到学院有数百年历史的古建筑宿舍里居住,心里难免有点恐惧、不安,就在学院的网站上问校方:“咱们学院晚上有鬼吗?”结果,校方的回复也很“实在”而又出乎我们的意料,“NotSure.”(不确定。)此答案亦可谓是西方版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精神的体现,科学原本就应该如此较真,所谓“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你若不是那个曾经亲手捉到过鬼的宋定伯,你就不能臆断鬼之有无。

据资料介绍牛津大学创办于1167年,其时在中国是南宋乾道三年,南宋第二个皇帝孝宗继位第三年,距今已848年,牛津城的建成当然还要更早。徜徉于遍布中世纪风格的古建筑的牛津街头,我有一种很有趣的感受,那就是假如真的有“鬼”的话,在牛津亡故七八百年的鬼灵照样可以毫不困难地找到回家的路,因为有千年历史的小教堂仍在原地未动,牛津城的地标古塔依然矗立,几百年前的墓地依然完好无损,占据着牛津城的市中心——商业黄金地带。而这在当下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被“时时更新,刻刻进化”进步想象追赶得疲于奔命,活着的人几年未归家乡,就已找不到回家的路,何况死去多年的“鬼”!

相对于其他后进现代化国家,我觉得英国是比较成功地减弱了现代化所带来的巨大颠簸、震荡的国家,也就是说英国在其现代化的进程中仍旧保持了其历史文化的连续性,也就是英国之为英国的国家特性,这是非常难得的。而对于古今之变淡然处之,不走极端正是英国文化的一大长处,它的创新不以踢开传统开路,它的保守不以压制创新为能,因此它可从传统和现代中都能得到有意的滋养。试举一例,我在牛津的时候有一次受邀参加牛津大学一个很古老、著名的学院莫顿学院的晚餐会,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T.S艾略特就曾在该院任教。这样的晚餐会在牛津大学是一种非常隆重的场合,学院的教师和学生都要穿着专门的长袍出席,受邀的客人也要求穿燕尾服,系领结。而我因为在出国前曾专门向一位经常跑欧洲的朋友请教,需不需要带套西装,他告诉我,现在的欧洲人除了推销员,已没什么人穿西装打领带了,穿得太正规是会让人笑话的,因此也为了轻装,我连一套西装也没带,只带了几件夹克。此时燕尾服是无处可借,只好临时向朋友借了套西装,扎了领结出席。到了晚餐会场,师生都依序站立,氛围肃穆、庄重,主持者首先以自古相传的仪轨用拉丁语祷告,行礼,然后入座。菜肴并不丰盛,我记得好像就是土豆、奶酪、鱼排之类,主要在于精神会餐,也就是坐下来之后的老师学生开始边吃边聊,探讨彼此感兴趣的问题,这样的探讨、争论直到夜阑才会结束,因此这种晚餐会实则是牛津人的第二课堂,它与课堂教学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钱锺书戏言:在牛津需吃够多少顿饭,才能毕业,指的就是这个。它重视的是对学生的问题意识的培养,因为没有疑问、没有个人见解,你根本就无法参与讨论,所以他们最常用的一句话是,what’syourargument?(你的观点是什么?)这与我所自小经历的填鸭式的灌输的确迥然异趣。我有时会发一痴想,如果我们中国的大学是从周代的“乡校”、汉代的“太学”、隋唐的“国子监”一路延续下来的,也许会更有底气和活力,因为根深才能叶茂,至少在校史上和牛津有得一拼吧。

2015年10月13日天津

本文刊于2015年11月8日文汇报·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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