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自由行费用协会

专访 | 剑桥大学校长:不要把太多精力放在大学排名变动上

奇趣潭 2019-06-14 19:08:28


文 | 桂涛 顾震球 赵朗圻


剑桥大学校长斯蒂芬·图普是这所世界著名学府建校800多年来首位非英国籍校长。在英国脱欧的背景下,这一任命带来了一些争议,但也显示出英国“世界性英国”目标的延续性。


日前,图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大学有义务触及更广阔的世界,让学生在价值观的碰撞与对话中开启更为丰富的精神世界,为人类面对的最艰巨的挑战提供解决方案。


▲剑桥大学校长斯蒂芬·图普(桂涛  摄)


什么才是成功的教育


参考文化:在您看来什么是好的教育?什么是好的大学?


图普:我先从什么是成功的教育开始回答吧。我认为对于来到优秀大学求学的学生们来说,他们将会学到全新的思想和思辨,他们会觉得从根本上被挑战,在离开的时候他们会感到这所大学用全新的思想开阔了他们的眼界,开启了他们的精神世界。我同样认为教育应该允许学生们尽可能广地与来自不同背景、不同国家的人交往,接触不同的世界观和想法将迫使学生进一步思考。我认为这是很棒的教育。当然像剑桥这样的学校希望能通过教育传递给学生最先锋的思想、最前沿的研究,我也相信剑桥有能力做到。


一所优秀的大学应该从根本上致力于拓展人类知识的疆界,帮助世界从科学、技术、人性、精神等角度理解自身。几百年来大学一直担负着这样的责任,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是丢掉了我们的中心任务。同时我认为大学有义务触及更广阔的世界,为人性面对的最艰巨的挑战提供解决方案。 


▲剑桥大学校园


很难为如何成为一所优秀大学列一个具体的清单,因为随着时间的变化答案会有所变化。优秀的大学不止需要齐备的设施,虽然这很重要,但根本上优秀的大学致力于吸引最优秀的科学家、最优秀的学者、最优秀的学生,让他们齐聚一堂,最大限度地互相学习、挑战。所以我会鼓励中国的大学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吸引最棒的人才上。其次,应鼓励学生们的探索精神,不要让他们故步自封于已有的学识,而要鼓励他们尽可能广泛地思考当今世界的一系列大问题,并思考他们如何能通过毕生的努力,为解决这些问题作出贡献。


Q:如何确保普通人也有平等机会进入剑桥这样的精英大学?


A:这个问题很重要,就像我之前说过的,我作为剑桥大学校长希望达成的目标之一是开放性。开放性的另一标志是无论人才的背景如何,学校都应对其保持开放态度。剑桥这些年来十分努力变得更加开放包容,并真正把机会给那些从来没想过能有机会来剑桥学习的人。任重道远,我们也尽心竭力。我们正试图联系那些从来没有学生来剑桥学习过的团体,我们在大学和学院层面都有相应计划,欢迎并鼓励学生们志存高远,把剑桥作为他们的目标之一。我们同样致力于通过与英国的各大学校合作,提高学生们的综合素质。


▲校园开放日(剑桥大学官网)


尝试用新方式理解世界


Q:作为剑桥大学建校800多年来首位外籍校长,您有什么感想?


A:能成为剑桥大学校长我感到很荣幸,并有很强的责任感去尽力确保我能很好地代表这所优秀的学校。我也希望我的继任者们能够在我的基础上将校长一职发扬光大。剑桥是一所雄心勃勃的学校,一些历史悠久、发展稳定的学校有时会看起来停滞不前,但我想说,到目前为止,我对剑桥的整体印象是,我的同事们兢兢业业,继往开来,致力于探索新的知识和教学方式。我认为对一所有800余年历史的学校来说,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Q:在您的任期内,您计划把剑桥带向何处?


A:医学界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希波克拉底宣言中的“Do No Harm”(不要伤害病人),因此作为剑桥大学的领导人之一,我必须考虑的是如何确保我们在迈向未来的过程中不做会伤害我们过往成就的事。


我认为一所出色大学的标志是,参与的多元性、思想的多元性、实践的多元性,各种截然不同的人带着他们的才华来到学校。我们必须确保他们能够对话,因此我们在组织实验室和教学结构上必须有灵活性。我们也必须在根本上致力于鼓励基础科学研究和必不可少的学术投入。世界上优秀的大学不应只着眼于明天将发生什么,尽管这很重要,我们也有很多同事做应用型研究,研究结果能够立刻投入工业或政府实践,但我们必须要有能够着眼于长远未来的人,能够尝试用新的方式理解世界的人。剑桥大学就是以后者闻名世界的,DNA(的发现)和查尔斯·达尔文都是代表。这些发现能够从根本上转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我认为这是一所优秀大学的标志。


▲查尔斯·达尔文


这是个很困难的问题。我希望作为一校之长,我能够在两三个领域有些影响力。我想谦卑一点,因为这是能够团结学校数百名学者和同事的关键。我能够想到的有两个方面:首先,我认为剑桥长期以来想要使学校的不同部分更有效地联系起来,但我们还没能做到。英国人管这个叫“Joining-up”,意思是跨学科研究,即如果在学校一头有人在实验室研究某个特定课题,我们想确保他知道在学校另一头也有人在研究类似的课题。所以我们正在开发一个策略性的研究计划,把学校各个角落的研究成果联系起来,变得越来越跨学科化。这是我认为作为学校领导,通过激励、合理的安排,能够带来的一个改变;另一方面我称之为开放性。剑桥大学有变革性思考的传统,我们参与到了全英甚至全世界的工业、政府、民间等领域。因为我们必须先参与,才能理解人性所面对的这些基本问题,进而知道如何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如粮食安全、气候变化、传染性疾病等方面有所作为,以及作为一所大学如何与其他重要的社会角色合作,为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这是另一个我希望一校之长能够为学校带来改变的地方。


▲图片来源:盖帝图像


对于剑桥的校领导来说最重要的首先是确保学校长久以来的优势地位。当然会有风险,全世界的大学都面对着重要的挑战,尤其在西方国家,大学资金的稳定性有时难以保证。我认为我们必须在更广阔的世界中探讨大学的意义,即帮助人们明白他们自身的重要性。不得不说,从我跟中国大学校领导们的交谈中我感觉中国大学面临这方面的挑战要小一些,我一直惊异于(大学)在中国社会的意义,中国的家长们如此希望让他们的孩子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意外的是,这在西方世界的接受度不像原先那么高了。因此我更要努力让西方社会明白大学对于学生们的重要性,以及研究和创新之于整个社会的重要性。


“排行榜”显示亚洲大学崛起


Q:您对以“大学排行榜”的方式来评价大学怎么看?


A我对于用单一指标来衡量学校整体水平持怀疑态度,我认为排名能够告诉我们学校的发展轨迹,学校是否仍有竞争力,是否在发展上遇到了困难,但应放在一段时间内来看。因此我劝大家不要把太多精力放在每年排名的变动上。说实话,那些列出排名的机构想要吸引眼球就必须造出一些事来,如果排名一直保持稳定的话大家是不会感兴趣的。尽管如此,排名中还是能看出一些趋势,比如中国和其他亚洲地区学校的崛起,我认为排名还是有事实依据的,如今出自中国的科学成果十分引人注目。2016年中国的学术论文产出数量第一次超过了美国。在如此短时间内能够有如此巨大的变化,我认为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应该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成果自豪。排名告诉我们的这个信息还是比较有用的。


Q:在您看来,剑桥与牛津两所英国的古老大学有何不同?


A:牛津和剑桥都有着悠久的传统,它们都是学院制大学,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建立在一系列学院的联邦之上的,从这一点来说它们很相似。我未曾在牛津学习过,因此不敢妄言,但我想说(两所学校)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历史上,人类知识中最为根本的发现都出自剑桥,牛津有一些,哈佛和斯坦福也有一些,但出于某种原因,这些最为重要的发现极大比例都出自剑桥。我想这源自于这里对于提问的开放精神,以及对于宏大图景和思想的探索精神。我并不是说这些在我们的姐妹学校中不存在,但似乎在剑桥的存在感极强,这也是我非常高兴能在剑桥任职的原因。


▲牛津大学全景图(牛津大学官网)


Q:您如何看英国选择脱欧?


A:我无法代表英国,仅站在剑桥大学的立场看,我认为我来剑桥的初衷在于,剑桥致力于真正的全球参与,而非只在国内探讨英国脱欧的重要性。因此尽管作为第一个非英国籍的校长,我仍感受到剑桥对我的欢迎态度。我能感到同事们无比渴望向世界证明剑桥大学对国际事务的关切。


我们所面对的挑战之一是目前英国脱欧的境况并不明晰,因此我不得不说,在不知道英欧之间将达成何种协定的前提下,许多事情很难做计划。我们已经知道将会有潜在的消极影响,我们也必须确保这些影响被妥善处理,我想确保我们仍将保持与欧洲的学术伙伴们在研究上的紧密联系,我们同样对欧洲学生持欢迎态度,学校对来自欧洲的校职工们仍将保持友好,这些都是我们作为一所大学的核心想法。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取决于英国和欧洲大陆最终就脱欧达成何种协定。


▲图片来源:英国广播公司


剑桥大学有大约23%的教职员工来自欧盟,包括校工和教研团队,他们对学校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想确保剑桥大学是他们想要继续工作生活的地方。毫无疑问,从中世纪起就有人自欧洲来到剑桥学习,我们的人也到欧洲大陆去,我们想确保这一传统得以延续。关于欧盟公民能否在脱欧后继续留在英国,这是英国脱欧谈判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看到英国政府已传递出他们清楚欧盟公民权利的信号,这在过渡期也将得到保障,因此我对脱欧议题的这方面感到乐观,我们的大方向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