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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精英的成长途径

高端金融混业俱乐部 2019-05-26 08:03:53

本文由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主席、中企万盟董事长田源推荐


 

平民美国”只是一个面

 

大西洋两岸原来有一项传统文化区别:欧洲有历史悠久的贵族制度和社会等级区别,而美国自从立国以来,便以《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平民社会自诩。

 

在长期的奴隶制度和对其他“有色人种”的歧视迫害之外,“平民美国”确实有其真实的一面,也所谓是美国对世界各地移民的一大吸引力。“美国梦”理论上对所有人开放,哪怕是一文不名的下层社会穷光蛋,也可以通过个人奋斗成为亿万巨富。反过来,富人家族后代难以代代维持富人地位。总之,这不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子打地洞”的地方。

 

这种“机会均等”的实例,见于众多的新贵,如比尔·盖茨等,而百年前的垄断资本巨头后代,除了洛克菲勒的若干子孙,其他大都已默默无闻。从社会学角度,至少在主流白人之中,美国普通平民的“社会上升机会”的确是西方世界第一。


然而,美国频频出现的政治世家门第,与前述巨富世家常常很快没落形成相当的反差。这说明,在美国政治地位的延续与财富的继承有相当的区别,财产不是保持精英地位的充分条件——美国上层社会还是具有将大部分个人资产回馈社会的优秀传统。而在小布什总统任上,作为共和党“保守革命”的一部分,曾经大幅度减少遗产税,增加了个人财产的世袭。

 

精英教育世袭是根本

 

中国常熟翁家,从满清到民国出了两代帝师、两名状元、四世公卿和其他社会名流,特别是有成为两朝帝师的状元翁同龢。道光十五年,入值上书房、授国子监祭酒和奉天学政的翁心存在督促儿子翁同龢读书的家信中,披露了这一累世荣耀的关键:富贵不足保,惟诗书忠厚之泽可及于无穷。


 

美国上流阶级的家庭教育哲学,与这一教育思想几乎平行,可以归纳为:“富贵不足保,惟名校精英教育之泽可及于无穷。”确切地讲,美国精英阶层有一个重要共识,即留给子女的最好遗产不是金钱,而是精英教育。换言之,世袭政治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原因,是精英教育的世袭。

 

以美国历史上枝叶最茂盛的“贵族世家”罗斯福家族为例。两个罗斯福总统都毕业于哈佛大学。打破纪录连任四届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生了四个儿子,三个去了哈佛。西奥多·罗斯福一房更不简单,不仅维持了至少五代哈佛校友的家族传统,而且代有奇人。例如西奥多的孙子克尔密特·罗斯福成为中央情报局早期的顶尖人才,是1953年伊朗政变、巴列维王朝复辟的总导演。其孙克尔密特·罗斯福三世也是哈佛本科毕业,再上耶鲁法学院,今天不仅是常春藤盟校之一的宾州大学法学教授,还是颇有名气的小说作家。

 

不仅布什父子总统都毕业于耶鲁大学,从“老太爷”布什参议员,到小布什总统的女儿,布什家族是延续了至少四代的耶鲁校友。前副总统戈尔夫妇,四个子女全都是哈佛大学毕业;按照低于十分之一的哈佛大学平均录取率计算,这该是“万年一遇”的现象。耶鲁校友克林顿夫妇新近结婚的掌上明珠切尔西,则是西海岸的“常春藤”名校斯坦福大学毕业;“驸马爷”华尔街高盛集团银行家马克·梅兹文斯基不仅是前民主党国会议员的公子,更是切尔西的斯坦福大学同窗。

 

常春藤世袭现象不只限于“高干子弟”。由数百名华尔街捐款大鳄校友组成的哈佛“大学资源委员会”,成员子女申请哈佛的录取率超过50%。其中美国最大烟草公司前副总裁詹姆斯·威尔奇,竟有六个儿子全部进了哈佛,超过了“万年一遇”的戈尔子女的成就。资源委员会另一大员拉尔夫·赫尔墨,则在2002年同班校友会上宣布:“我的三个女儿不仅全部从哈佛本科毕业,还全都嫁给各自的哈佛男友。”

 

《华尔街日报》曾指出,世家子弟“削尖脑袋”也要挤进常春藤名校,为的是延续经济和文化上的上流地位。政治世家门第的出现和延续,是这一教育投资的重要回报。其结果按照《纽约时报》中右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的诙谐说法,造成美国的党争,无非是常春藤毕业的共和党籍MBA,和同是常春藤毕业的民主党籍博士之间的权力轮换。

 

美国上层精英争取延续下一代的常春藤名校教育,是从托儿所和幼儿园时代就开始的。美国各级私立贵族学校和升学及课业辅导工业的兴旺蓬勃,便是明证。《经济学家》曾经发表专题报道,介绍在新近的经济大衰退之中,美国可谓百业萧条,唯独供不应求的私立学校成为例外。《纽约时报》近日的一篇报道,更借一位华尔街律师之口,将这一上层社会偏好归纳为订立“远期合同”。

 

美国的“精英世袭”现象,只是美国日趋明显的“教育水平-社会经济地位”因果关系“世袭化”大势的一部分:蓝领中产阶级的衰亡,大学教育成为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的分水岭;最穷四分之一的美国人口子女获得大学学位不到9%,而最富四分之一人口中达75%(据《纽约时报》)。长此以往,美国社会可能存在越来越多“龙生龙,凤生凤”的现象。

  

在“双料常春藤产品”奥巴马总统之下,这样的狭义“学而优则仕”现象更加明显。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前哈佛校长萨默斯,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能源部长朱棣文,以及最新获得参议院批准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前哈佛法学院院长卡根,都属此列。

 

难怪《纽约书评》杂志最新评论奥巴马上任以来的政绩时,把倚重常春藤知识精英看成是这届政府的最大特色,也是激起中下层白人“茶叶党”反精英浪潮的主要原因。

 

英国上层社会有个传统说法:“滑铁卢战役的胜利来自伊顿公学(贵族子弟)的操场”。虽然目前“戎而优则仕”已随着美国社会演变而被“好男不当兵”的世风取代,但“健而优则仕”仍在美国上层精英中盛行不衰,并且从精英教育延伸到大众教育,甚至连中国现代教育的“德智体”口号,也受到了这一英美传统的影响。

 

在美国,体育运动不仅是社会上层的普遍强项,也是精英教育的重点,成为美国“预备学校”所谓“预校文化”的重要特征。在培养了包括克林顿总统在内的大量美国精英的罗兹奖学金(大学本科毕业后到到英国牛津大学继续深造)的评比中,体育运动是评比标准中的第二条。

 

就连美国精英领袖教育的大本营常春藤联盟的名称最早也起源于体育运动,指的是美国东北部这八所大学之间的校际体育联赛,后来成为这八所大学组成的地区联合会的“正名”。

 

虽然年青时多病,肯尼迪总统也热衷运动,从事过赛艇、美式足球、高尔夫球等项目,并且是哈佛大学游泳队成员(彼时美国奥林匹克代表队的大批队员来自常春藤校队)。这一能力是他二战时成为海军英雄的重要原因。

 

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上层社会的这一风气迅速改变,而演变成今天上层精英“好男不当兵”的世风。

 

布什父子两代是这一风俗变化的典型。小布什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在面临征召入伍的紧要关头,和当时一批得克萨斯州“高干子弟”(包括两个联邦参议员的儿子)一起进入本州国民警卫队,而避免去越南服役。参加国民警卫队是当时想逃避越战的大量平民子弟梦寐以求的目标,常常排队多年仍无法进入,布什却轻易“中奖”。

 

耶鲁肄业的前副总统切尼,在越战时期正当青壮,却先后4次“缓期服役”。后来,有人询问这位超级鹰派年轻时为何多次放弃大好的“爱国”机会。切尼毫无愧色地回答说他当时有“其他优先次序”。

 

克林顿总统夫妇和奥巴马总统夫妇是最好的代表。这两对夫妇都是常春藤名校毕业的法学院博士。更有甚者,奥巴马的副总统拜登也是律师出身,而克林顿的副总统戈尔则在就读法学院期间,因老爹曾经占据的田纳西州联邦议员席位出缺,退学竞选,成为该州最年轻(28岁)的国会议员。

 

“讼而优则仕”主要包括很早就抱政治野心、而以法学博士为敲门砖的职业政客,以及“不差钱”的上层权贵子女两类政治精英。克林顿和奥巴马两位总统都是以名校法学博士为招牌的职业政客,“高干子弟”戈尔算是后一类。

 

 

克林顿贫苦白人出身,但在乔治城大学读本科时,就在大名鼎鼎的联邦参议员富布赖特办公室担任实习生。后来,在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次年就参选国会议员,一年后当选阿肯色州检察长,再过两年,32岁时当选为阿肯色州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州长。只是在第一次连任州长失利的短期内,克林顿才在某律师事务所挂名,“仕而优则讼”了两年。

 

“商而优则仕”固然是美国政界的长期传统,走此道路的著名人物包括越战时代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哈佛商学院MBA、福特汽车公司首任非福特家族总裁)。而近年来,这一模式还有更上层楼的趋势。这反映了两大社会因素。首先,美国名校学生精英虽然不乏理想主义,但远比越战时代的激进前辈现实理智,并认同比 尔·盖茨先发大财再改造世界的成功模式。其次,美国竞选费用高涨,而保守派主导的最高法院新近却投票裁决,废止旨在制约金权的政治献金限额法律,进一步刺激了商界大老自费竞选公职的趋势。

 

美国共和党的两员女将在中期选举中脱颖而出。她们背后彰显的价值在于“商而优则仕”。这正是美国社会结构过去几十年来发生深刻变化的内容之一。

 



“商而优则仕”的政坛新星

 

这便是共和党籍加州州长候选人、网上拍卖公司电子湾(eBay)的前首席执行官梅格·惠特曼(Meg Whitman)以及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候选人、惠普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卡莉·费奥里娜(Carly Fiorina)。

 

这两位女将的最大特征在于,都是美国“创意经济”的佼佼者,不仅没有石油和华尔街金融业的道德包袱和负面形象,而且还是民主党偏向的硅谷高科技工业中不多的共和党代表。她们不仅有助于纠正共和党的传统弱项──女性选民,更可以炫耀在新经济挑战下成功创造个人和社会财富的从商经历。无怪《华尔街日报》社论表扬她们的脱颖而出,代表了美国右翼的“一场政治输血”。

 

常春藤盟校 (Ivy League)指的是美国东北部的8所顶尖高等学府,这8所学校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美国最顶尖、最难考入的大学、它们是全世界接受捐款最多的学 府、它们吸引无数最优秀的学生与师资。此外它们也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8所学校中的7所是在英国殖民时期建立的。

 

两位女强人都是名牌大学出身:惠特曼是普林斯顿,费奥里娜是斯坦福;两人的家世都属于父母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惠特曼的父亲是纽约长岛的贷款商,母亲是中美缓和之后首批访华的妇女代表团成员;费奥里娜的父亲是法学院教授(后来成为联邦法官),母亲是个画家。这样的家庭背景,日益成为常春藤名校注重的招生 对象,正是在于早期家庭教育和工作伦理,使得其子女毕业后的社会成功机会明显超过权贵世家子弟。

 

她们俩本科毕业后,又分别进入其他名校的商学院深造。惠特曼获得哈佛大学商学院MBA;费奥里娜在马里兰大学MBA之外,还获得麻省理工学院(MIT)管理科学硕士。两人下海之后“商途”一帆风顺。费奥里娜在美国电话公司(AT&T)从管理实习生一路升到主管硬件和系统的副总裁,然后担任AT&T分划出来的朗讯公司的全球业务服务总裁,最后被惠普公司聘为首席执行官,是财富20强公司中首位女性CEO。费奥里娜上任后决策收购康柏(Compaq)公司,组成按台数计算的全球第一大电脑制造商。

 

惠特曼则从宝洁公司品牌助理干起,以后多次跳槽,包括担任前共和党籍麻州州长兼总统候选人罗姆尼掌管的贝恩(Bain)公司和迪斯尼公司的副总裁,以及占近乎垄断地位的全球鲜花递送公司FTD的首席执行官。1998年,惠特曼受聘为当时只有19名员工的eBay公司CEO。10年后,eBay成为拥有员工1.5万名、年收入80亿美元的全球最大网络拍卖行。

 

要有选票必须先有支票

 

这两位女强人都崛起于商海,固然大部分在于她们本身的能力,但名牌学位和因之形成的高层校友人脉无疑起了重大作用。例如,惠特曼进入贝恩公司并且升到资深副总裁,与公司元老罗姆尼是哈佛商学院校友直接有关。她后来投桃报李,出任过罗姆尼竞选总统的财务主席。另外,美国高科技工业的发展,与风险基金、上市策 划、公司购并筹款等等至关重要,而后者正是华尔街多如过江之鲫的常春藤名校校友大展拳脚的场所。

 

其他不说,费奥里娜赢得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初选,便靠了在最后紧要关头投入数百万美元个人资金购买政治广告。而惠特曼在初选中投入7000多万美元的个人资金,并且准备为正式的州长选举再花费1. 5亿美元。

 

作为常春藤名校毕业生,费奥里娜和惠特曼都属于共和党温和派,加上耀眼的高科技工业领袖成就,又是成功的女性,本来应该有相当的号召力。可是为了赢得新近的共和党初选,两人都被迫在限制移民问题上发表不少讨好共和党右翼草根的激烈言论。在拉美裔选民已经超过20%并且还在不断增长的加州,这未免会成为大选时的严重障碍。

 

最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这一变化的根本动因,是美国经济向后工业化社会的历史性演变,传统制造业的比重不断衰微,服务业和新兴高科技工业的比重不断上升。从社会财富的创造来说,美国已经明显从制造业经济演变为“知识经济”,或者是《华尔街日报》新近的说法:“创意经济(idea-driven economy)”。

 

不仅只是华尔街创造各种泡沫投资“新手段”赚得盆满钵满、闯下大祸却要纳税人买单的金融大鳄,美国社会的“实体型”财富新贵也明显展示这样的“创意型”现实:微软、谷歌、雅虎、亚马逊、脸书等新兴跨国公司的创始人,比比皆是美国最新一代的亿万富翁。

 

无论是华尔街还是硅谷,这些财富新贵大都可说“白手起家”,但加深了美国上层社会的一个传统特色──他们无不具有常春藤精英教育背景,以及因此带来的有形和无形的社会资源。  

 

“反精英主义”后更加精英主义

 

与此同时,尽管有本人精英教育出身的小布什总统在台上玩了八年“反精英主义”,以及新近如火如荼的“茶叶党人”运动,美国政界的精英主义传统却有变本加厉的势头,而影响到两党上层政治人物的命运和浮沉。

 

中国传统的政治精英道路是“学而优则仕”。美国也不乏学人从政。哈佛大学博士班的同窗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奥巴马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前哈佛校长萨默斯,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能源部长朱棣文等人都是例子。

 

但是美国以民主立国,从政“正途”是选举产生的公职。像上述学人那样依靠任命踏入仕途,不免有点类似中国科举时代的捐纳和荫封“异途”。竞选出身的“科班”政客集体,无过于美国国会。哈佛大学高材生、《纽约时报》大牌记者纪思道几年前曾经归纳过美国国会议员的职业出身:218名是律师,12名是医生,3名是生物学家。至于国人曾经认为“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数理化学人,则一个都没有。

 

换言之,美国通过竞选从政的精英最多是有法学博士头衔的律师,说得再通俗一些是“讼而优则仕”,其次是曾经悬壶济世的医学博士。这一情况与美国精英教育重点相辅相成,两者间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关系。在2010年初夏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台上宣读的本科生直接读博的去向,第一是法学院,其次是医学院。

 

然而美国政界的“讼而优则仕”传统,对共和党相当不利,这是因为美国律师业有明显的民主党偏向,尤其是与传统支持共和党的石油业和保险业对比。律师出身的克林顿总统夫妇和奥巴马总统夫妇是最好的代表。作为一种自然的对比,美国共和党政治精英走的常常是“商而优则仕”的道路。

 

具体而言,“商而优则仕”是在名牌本科教育之后,直接进入商界和工业界,中间常常再回到名校商学院读完MBA,在商界获得显著的成功之后,再改行从政。布什总统父子可以说是这一“商而优则仕”道路的典型代表:老布什耶鲁大学本科毕业后,“下海”到德克萨斯州油田,挣出了数百万美元家产,方才改行从政;小布什则在耶鲁本科毕业后先上了哈佛商学院,得到MBA后,在商界不痛不痒地干了多年后转入政界。共和党政府任命的官员也往往具有同样的背景,例子是小布什总统的的两位财政部长:美国铝业公司总裁奥尼尔(公共管理硕士)和高盛集团总裁保尔森(哈佛商学院MBA)。

 

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各自“商而优则仕”和“讼而优则仕”的从政传统并非偶然,因为前者代表财富的创造,是以增长经济为教条的共和党的强项。而后者代表财富的重新分配,自然而然成为标榜为弱势群体“请命”的民主党的专长。

 

新近的美国茶叶党人民粹运动,很大程度上是中层白人群起反对奥巴马政府向少数民族居多的下层阶级“重新分配财富”,应该是共和党精英“商而优则仕”的难得机会。但是新近的墨西哥湾油井泄漏事故和华尔街金融泡沫破灭造成的持续经济衰退,导致美国选民中罕见的“仇富”思潮,而增加了商界传统的共和党精英从政的困难。


本文转自财经国家周刊,文字编辑:张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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