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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枫:乾隆爷为什么不坐英国马车?

凤凰网争鸣 2020-06-02 14:22:54


有人曾问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为什么不坐头等舱?盖茨反问:头等舱会比经济舱先到吗?作为中国的“杰出青年代表”芮成钢,也对美国前驻华大使骆家辉提出质疑:你不坐头等舱而坐经济舱,难不成是在提醒美国人,你们欠了中国一大笔钱吗?

 

经济舱并不比头等舱晚到,头等舱也不会比经济舱先至——在美国人看来,交通工具的首要功能是快,其余的都是次要的,比如豪华和舒适。对此,美国人是有共识的。如果说,比尔.盖茨和骆家辉只是坐车的,那就再找一个造车的例子,为证。

 

亨利.福特是美国密歇根州一个农场主的儿子,他的农民出身,在其生产的福特T型车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展示。他设计和制造的T型车,非常简单非常朴素,没有任何一件从机械性能上来说不必要的零件,没有任何一点为舒适而设计的附加装置,但却非常结实,非常容易维修。同时代的记者评论,福特的T型车是彻头彻尾的农民车,浑身像农民一样,只有骨头和肌肉,没有一点脂肪和赘肉。福特本人认为,开豪华车是一种腐败,是敬畏上帝的善良人所不应追求的一种奢侈。他自认为是农民之子,对上流社会有一种天生的厌恶。他骄傲地说,只要拥有一辆福特轿车,世上就没有一个你去不了的地方,只有上流社会除外。

 

也不是所有的资本家都像福特一世一样,在他看来,他的儿子就在走向腐化——看到竞争对手开发出了马力更为强劲、更为舒适的汽车,福特二世就趁老福特在欧洲旅行期间,改进了T型车。他们把车身延长了12英寸,降低了重心,使之驾驶更为平稳和舒适。老福特回来后,福特二世想给他父亲一个惊喜。可是,老福特看着新车模型一言不发,绕着汽车默默转了几圈。最后,拿起一把锤子把挡风玻璃砸了个稀烂,一脚踹掉了左车门,再一脚踢掉了右车门,并把后座椅掀下来,扔掉一边去了。

 

这件事,可做两种解释。其一,老福特拒绝革新;其二,在老福特看来,T型车不仅仅是一辆汽车,它代表了一种主义——功能主义,内含着一种精神——资本主义精神,这就是简单朴素,不尚奢华,不追求超出需求之外的舒适和任何装饰。正因为此,老福特才对它的T型车情有独钟,偏爱有加,就像他最爱的、完美女人一样,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做丝毫无谓的更改。我认同第二种解释。老福特要是拒绝革新的话,就不会有流水线,也不会有T型车的再三降价,更没有“车轮上的美国”了。

 

如果说,美国文化的核心之一是功能主义的话,与此相对,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则是形式主义,其中,作为颇具中国特色的交通工具,轿子是形式主义的最好代言。

 

作为交通工具,轿子并不快。轿子靠的是人力,或许,抬轿子的人身强力壮,但,终归是人力,如果不是轻功了得、草上飞之类的武林高手的话,比常人步行快不了多少。尤其是负重前行,想提速几乎是不可能的。速度快了,轿子的晃动和颠簸,又非常严重。坐轿子的官老爷和贵妇人,会被折腾得散了架的。因此,抬轿子要求四平八稳——抬轿子的四个人,要平,不能有高有低;要稳,步频步幅要一致。

 

所以,轿子不是为了快,而是为了舒服和尊贵。轿子使轿子里的人“坐在其他人的肩膀上”,高人一等。可见,要比其他人“高明”,不一定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坐着,效果也是一样,还不累,何乐不为呢。由此,轿子在中国大行其道。其实,轿子只有形式上的铺张,并无技术上的改进。

 

在崇尚平等的国家,既看不到轿子,也看不到抬轿子和坐轿子的人。首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就不坐轿子。18715月,他从香港乘船北上,沿途遍览中国城市。在福州,他在朋友的陪同下,四处游览。

 

我们雇了几顶轿子,每顶轿子由两个精壮的苦力来抬,那些身份显贵的人,通常要由四个人来抬。在没有马和车子的地方,为了遮荫和防止过于疲劳,轿子对于外国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个源于经验的明智看法,在我的头脑里还没有形成,因此,我经常让我的轿夫整天抬着空轿子跟在我的后面,因为,我对骑在别人脖子上的方式,深为反感。

 

不坐轿子,是不是可以坐马车呢?

 

中国有马车,但,都是两轮的,而不是四轮的。二轮马车的问题是,车厢不平,人坐上去是斜的,很不舒服。即使用填充物找平,垫起来,大幅度颠簸之后,填充物也必然会卷成一团。

 

中国马车为什么颠簸得那么厉害呢?最主要原因,是路不平。另一个主因是,没有减震弹簧,车厢直接架在车轴上,于是,坐马车,就像一叶扁舟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漂泊,忽上忽下,且没有任何缓冲,能把乘客的肠子颠出来。简单说就是硬着陆,读者可以设想一下那种感觉!

 

因此,中国的富贵阶层出门,绝没有坐马车的。因为,受不了。有坐牛车的,刘邦一统天下之后,达官贵人们就是坐牛车上朝的。平安时代的日本贵族,也是坐牛车。日本第一、也是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就细致地描写了平安贵族,坐着牛车在京都大街上游荡的景象。



 1792年,英国派遣了以马格尔尼为首的庞大代表团访华,在供奉给乾隆爷的礼品中,有一辆英国四轮马车,代表团副团长斯当东对四轮马车颇为自豪,他希望乾隆爷能喜欢,并希望象征英国科技水平和制造能力的四轮马车,能成为对华出口的大宗商品。

 

然而,斯当东的愿望,不等乾隆爷出马,就已经泡汤了。马格尔尼坚持要展示浮悬弹簧马车的优越性,特别是,在他吃过中国马车的苦头之后,这个想法特别强烈。


不过,中国人的注意力不在弹簧上,而在座位上。一群太监围着车夫的座位来回乱转,揿揿柔软的坐垫,摸摸座位的布料。车夫的座椅,外套饰有月牙形花边和许多琢磨成玫瑰花的小钻石,再有,由于车夫位置很高,因此,中国人觉得这个位子,有居高临下之势,只有皇帝本人才能坐。

如果,皇帝坐在车夫的位置上,那么,马车里的座位又由谁来坐呢?经过对车门、车窗和遮帘的仔细研究,他们最后认为车内座位只能是皇后皇妃的。皇帝坐在最高的位子上,却成了赶马车的。这也不对啊!


当英国使团的巴罗先生向一名老太监指出他们弄错了时,这位太监回答:您以为皇上能容忍一个人的座位比他的座位高,并把背朝着他吗?就像卖牛奶小女孩的奶罐打得粉碎一样,英国人向中国出口四轮马车的梦想彻底破灭了,依照中国礼制,乾隆爷是不可能坐英国马车的。因为,那不中国。

 

轿子才是中国文化的产物,是礼仪之邦的标志性成果。而今,轿子不在了,代之以轿车,但中国人“坐轿子”的观念,并没有消失,就像帝制不在了,帝王思想却很严重一样。

 

以风光一时的“民族品牌”红旗轿车为例,从一开始,“红旗”就不是代步工具,而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只有到了县团级,成为一方父母官,才能享有这种待遇,否则,就是超标用车。超标和僭越,说法有异,意思不二。人们常常以为历史走远了,其实,它只是在等待机会。时机一到,它就又出现了,只不过会乔装打扮一番,让人们误以为“革命”成功了。

 

在这个意义上,在中国,任何一件消费品,其第一属性绝不是功能性的,而是标签。标签就是身份证明,有了它,就把你从芸芸众生中筛选出来,使你成为不同于大众的“人上人”。轿子不是随便坐的,官老爷才行。平头百姓只有在新婚大喜,新郎官那一天,才可以。否则,少不了一顿乱棒伺候。

 

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如火山爆发?为什么中国在短短十年间小汽车销量,就跃居世界第一?为什么大排量汽车在中国更受青睐?曾经,民营企业吉利汽车,以生产经济型、小排量汽车为标榜,可是,市场根本不买账。吉利汽车,谁买谁跌份!谁买谁没有面子。要不是收购瑞典沃尔沃,往高端靠拢,吉利早倒闭好几回了!

 

有一个兄弟告诉我,每次同学聚会,他总是最后一个去,第一个离开。我问为什么啊。他说,晚去早走,同学们就不知道他开得什么车。后来,他换了一辆高档车,大大增强了个人自信心和自豪感,也就不再晚去早退了。

 

无独有偶。

 

2004年,本学院的一位教授,女儿在北京一所区属重点高中念书。他刚买了第一辆新车,天津夏利,他开着夏利,兴高采烈地去接女儿,不过,只去了一次。第二次去接的时候,女儿说:爸,你再也别来接我了;来接,我也不坐你的车。因为,别人家的车,比你的高级多了。

 

日本富贵之家,孩子上学,一律搭乘公共交通。有时,事出偶然,要赶时间的话,宁愿叫出租车,也不会让司机开私家车,送孩子去学校,为的是,让自己的孩子和常人的孩子一样,不招摇不炫耀。现任天皇之孙女爱子小姐上学,由宫内厅负责接送。出于安全原因,宫内厅要送到学校门口,可是,皇太子不同意。

 

皇太子认为,直接送爱子上学,容易显示爱子的特殊化,不利于爱子与同学的平等相处。因此,只同意送爱子到学校附近一个常人不太注意的转弯处,然后,让爱子步行去学校。为此,皇太子还特意去现场观察。从那一个转弯处到学校门口,有200多米,还要经过两个红绿灯。宫内厅拗不过皇太子,最终,同意让爱子中途下车步行上学。

 

要在中国,爱子小姐一定会让周围同学知道知道“我爸是李刚的”


本文由作者 刘云枫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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