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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史钩沉】解放前国立药学专科学校沿革片段

中国药学年鉴 2019-05-07 18:20:08


解放前国立药学专科学校沿革片断



作者系南京药学院副教授金理文。金理文(1912—1991)江苏省南京市人,药学家。1940年于国立药学专科学校毕业后留校工作。


  原国立药学专科学校(以下简称原国立药专)是现在南京药学院组成部分之一,目前的中国药科大学老校区(南京药学院院址),是在原国立药专旧址扩大发展起来的。特别是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对药学教育的重视,经过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山东齐鲁大学药学系、苏州东吴大学药学专修科与药专合并,更加速南京药学院的发展进程,使今日的南京药学院在肩负药学教育的重任中,更能发挥它的作用。原国立药专是四年制的专科学校,也是较早的公办高等药学教育机构,培养的学生也是较多的。1936年在南京第一次招生,经先前的筹组过程,迄今已将近半个世纪了。为了使人们了解我国早年药学教育的一个侧面,对于原国立药专自成立以来有关的一些情况,作些回忆记叙,或许有一点参考作用。

  一、抗日战争前后学校多次迁徙

  原国立药专南京的校址,在白下路靠近太平路口坐南朝北的民房,它原先是盐业银行的旧址(现在原房屋虽已破烂,但原来的轮廓仍在)。租赁后加以修缮,是前后五进的平房,第一进为教室,第二进为实验室,两侧有办公室和图书室,第三进为男生宿舍,第四进为女生宿舍,最后为食堂和浴间。就这样因陋就简地宣告原国立药专的成立。1936年夏,第一届新生在北京、南京两地招收,有学生四十余人进校。专职教师不足十人,基础课如物理学、生物学、植物学等都是校外教师兼任。学校没有操场,上体育课要跑到公共体育场去。学校初创虽然设备简陋,第一学年的教学工作仍然正常进行。到了1937年暑假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京告急,国民政府西迁,学校也匆匆西迁武汉。1937年秋学校在汉口四维路86号复校。四维路校舍是租赁的独户民房,房舍较南京稍大。同时在汉口招收第二届新生约四十人,有两个班级上课,教学活动勉强进行。

师生在汉口四维路86号为临时校舍前合影

  当时华北、华东许多大中城市相继沦陷,国民政府已早西迁重庆,学校也决定迁渝。彼时由汉口去重庆只依靠水路航运,在武汉等待运送的人员和物资,异常拥挤,只能分批、分段输送,到重庆再集中,所以学校搬迁,费时较长。到1938年春才陆续集中重庆。当时重庆聚集了广大沦陷区的各种机构团体,学校先期在重庆多方设法,商借磁器口的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供上课办公,女生也借住该院女生宿舍,男生则借住相距约四五里的沙坪坝重庆大学,每天要往返磁器口、沙坪坝之间。这样暂时地维持局面和勉强上课。这种临时性措施不可能长此下去,眼看1938年暑假后第三届新生也将进校,不得已在磁器口镇上觅租了民房一处,总算集中安顿了三个班级的上课,装置化学实验室,也有少数学科的教师准备室和一个简陋的实验药厂;此外还有办公室、宿舍、饭堂等基本房舍。这样租赁民房办学总不是长远之计,加上这年重庆正遭日军大轰炸,学校在歌乐山觅地二十多亩,自建校舍。歌乐山距磁器口约七八里山路,校址虽不大,但能基本适应学校要求。有教室、集中的各科实验室、仪器药品库房、办公室、学生宿舍、单身教师宿舍、饭堂等,并初次有了一个不大的操场。新校舍建成后,于1940年春校本部迁往歌乐山,原磁器口房屋单独成立附设实验药厂。这样的格局从1940年初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学校迁返南京,都少有变动。在歌乐山时期除每年招收一届本科学生,在校有四个班级外,从1941年起先后招收学制为二年或三年的中专性质的调剂训练班或药剂训练班,以后发展成正式学制为三年的高级药剂职业科。解放后成为南京药剂学校的前身。原国立药专多年来附设的中专班,对于培养中级药学人员起到过一定作用。

原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为毕业纪念册题词


歌乐山时期校园全景


南京丁家桥原国立药专旧址

原国立药专在租赁白下路民房的同时,当局指拨给学校的建校校址是丁家桥原中央大学农学院的苗圃部分,整个校址的地形是南北长、东西短的狭长地段,其总面积约四十七亩,其中水塘面积占二十二亩。在学校未搬迁离宁前,已在丁家桥校址动土开工,大部分房舍才开挖坪基,仅有一个小饭厅建成。1937年夏学校匆匆内迁,又经过八年抗战,丁家桥校址已面目全非。原校址和原中央大学农学院的一部分土地,全被日军占作军用仓库。在原国立药专的校址范围内的房舍,仅有一大间铁皮顶平房,一间砖木结构的平房(砖木结构的一大间平房在目前实验药厂的针剂车间位置,为日军仓库)。此外还有一点零星小房屋。显然学校迁复南京,校舍严重不足。因此赶造教室两座(即现存的工字形平房教室和它南面的一横排平房教室)、学生宿舍(即现在招待所和杂品库房)。现在药厂针剂车间的仓库平房改装实验室,大铁皮顶平房作饭堂,原学校自建的一个小饭厅作实验药厂。此外在旧址上建有一些零星平房和几座活动房屋。由于在旧址修建房屋费时和由渝返宁的交通阻滞,直到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学校才全部迁返。原国立药专的学校轮廓和规模,直到解放时基本没有多大的变化。总的说解放前的丁家桥原国立药专旧址的范围,仅为今日南京药学院范围内的一小部分。它四周旧界大致是北起现在实验药厂,向南延至工字形教室和一横排平房教室,再向南到童家巷路边。西面和目前的铁道医学院及化工学院相邻。东面从实验药厂大门起,经过第一实验大楼中部向南延伸到路边,都是当时的校外小街道。当时学校大门在今天的医务所前的东面,在这条南北线以东的所有地区和东北面的大操场等地域,都是解放后逐步发展起来的。

1936年9月,国立药学专科学校第一届开学典礼合影


  以上所述原国立药专在抗战时期的校址迁徙,内容大多是校舍和学校基本轮廓,而从涉及学校办学质量攸关的教学各项设备如实验室、图书资料、教材、实验药厂等过去的情况,可以了解在旧中国环境中学校是很难得到正常发展的。

    实验室的情况:药学教育很重要的一点是它的实践性,也可以说实验室的建设是体现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学校经过多次迁徙,在租赁民房等困难条件下,学校员工还是尽了努力,注意了这个问题。在每一个临时校舍里,都设法筹设实验室。即令如此,直到1946年在丁家桥复校时,也只有一座单独的二层楼房,拥有四五个实验室和若干小间的教师准备室。它的总面积还不足一千平方米。这和今日南京药学院拥有总面积超过一万平方米的四幢实验大楼情况相比,实有天地之别。过去实验室所用的仪器药品,不论特殊或精密仪器,就是普通玻璃烧瓶、烧杯等都用外国货,甚至滤纸、骨匙等也是进口品。

  此外和实验室有相似作用的植物园,对于植物分类、引种栽培等关系很大。解放前夕仅在学校南面原农学院林木苗圃靠马路的一块土地上有一点植物标本区,连一个温室也没有建设。解放后南京药学院在郊区燕子矶附近拨地两百多亩,成立附设药用植物园,这对中药的研究和发展无疑能起到一定作用。

  图书室的藏书和教材:原国立药专在各地迁徙过程中,有时根本就没有设立图书室,白下路时期图书室只不过是一间平房,存书不及千册,解放前夕的图书室也只有平房两小间,藏书也极为有限。藏书中专业书籍只有少量外文书,参考书和工具书也很少。专业期刊本来订购的就不多,嗣因抗战期间对外邮路不通,就更残缺不全。解放前学校藏书很少,既有当时对图书资料不重视的一面,也有受当时历史局限性的因素。当时所用教科书、参考书等教材,几乎都是外文版本,极少为国人自己编著的。至于药学专业期刊杂志由国内出版的,则更属罕见。与今日南京药学院图书馆的规模、藏书内容相比,实有霄壤之别。

实验药厂的几件事:1938年学校在磁器口租赁民房作校舍时起,就建立了附设实验药厂,以后多年从未间断过。虽然工作人员很少,规模也很小,但在当时物质条件困难情况下,还是筹设一个附属药厂,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实验药厂实质上仅仅是极少数教师从事药学研究的小规模实验研究室。其生产技术水平也是很低的,仅生产为数不多的几种无机化学药品而已。1938年学校药厂从当地白云石矿中自行生产硫酸镁,产品质量完全符合药典标准,总算有了当时为数不多的化学药品了!彼时广大后方化学药品供应来源,几乎全依赖国外进口。而原卫生署有药品经理部门专管此事,按常理说该部门应当扶持国产药品生产,多次向该部门联系,他们始终拒绝收购。成为鲜明对比的是解放初期学校实验药厂,其规模和产品仍然为几种无机化学药品,规模仍很小,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当时军区卫生部来厂了解具体情况后,就预付药款,使实验药厂从开厂以来第一次真正作到了成批量的大规模生产,对药品供应起到一点作用。


教师和学生的生活片断

从上述情况可以略略看出,原国立药专是在战争变乱和当局敷衍门面而实质上是不重视办学的艰难条件下,从事教育工作的。即使如此,在解放前的十几年内,学校毕竟还是逐年未间断地培养了一批药学工作者,这是和学校师生员工的努力分不开的,特别是和历年众多教师的辛勤劳动有密切联系。现在简单地谈谈教师和学生的情况。

  历任校长

  原国立药专的首任校长是孟目的1897-1983教授。孟教授为了创立我国第一所单独设立的公立高等药学院校,是尽了多方面努力的。从我国药学教育的历史看,我国高等药学院系设立较早的如山东齐鲁医学院药科、浙江医药专科学校药科等,药科都是附设于医学院内,纵然医、药科并立,在过去重医轻药的习惯势力下,药学科系很难得到应有的发展。因此原国立药专的创立,在我国药学教育史上是有一定意义的。学校成立后孟教授主讲药剂学,从一年级直讲到三年级,教学内容涉及面很广,有一些是自己的实际体验,教学过程中遇有新的资料或见解,他总是迫不及待地向学生传授。热心教育之情,溢于言表。每次实验课必亲临指导,示范操作,说明原理。他热爱药学教育事业的事例很多。仅从对原国立药专的关心而言,如学校在歌乐山时期,当时孟教授在重庆主办协和制药厂,仍不辞劳累,每周从重庆上山两天,集中排课,也还要到实验室指导学生作业。学校迁回南京后,彼时孟教授在上海工作,还是不辞辛苦奔波于沪宁道上,来校上课,其为药学教育竭尽全力诲人不倦的精神,是值得称颂的。

  陈思义1902-1983教授是第二任校长。他在学校成立时任教务长。由于孟校长同情进步学生遭反动派迫害,在重庆曾两次被捕。1939年由陈思义出任校长。在陈任职时期学校频频发生学潮,经常停课,最严重的一次全体学生离校罢课。学校在歌乐山时期多次发生学潮的原因,从政治上分析,是学生对国民党政府政治前途丧失信心的一种表现。从当时学校的具体情况看,是学生对学校的各项教育措施不力而引起的愤怒抗议行动,其中最为引起学生不满的是教师阵容不强,很多药学界知名人士未能聘请来校任教,感到学习上是很大损失,因此学潮起伏多次。每经过一次学潮在聘请教师方面都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第三任校长是薛愚1894-1988教授。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即由薛愚接任校长。薛愚教授1938年曾短期在学校担任药物化学教授,甚得学生尊敬。薛校长任期不长,忙于学校复员搬家及筹建南京校舍,做了很多工作。最为称道的是广为聘请药学界人士来校任教,群策群力为办好学校尽了很多努力。薛校长为人耿直,不习惯于旧社会的逢迎酬酢生活,对于当局的压制民主迫害进步学生表示不满,必然为当局所不容,于1946年冬即被撤换。

    第四任校长是孟心如教授。孟校长不是药学专业人员,据说和当时的教育部长关系较密切。他对学校建树方面,把平房的实验室加盖成楼房,使学校的实验室和教师工作室稍加扩充,任职一年左右即病故。接任校长的是吴荣熙教授。吴教授有从事药学工作的经历,抗战时在重庆曾任职于麻醉药品制药厂和中国药产提炼公司。吴任校长不久因学校经济开支问题,曾涉讼于法院,不久即被撤换。1948年当局未派人接任校长,暂由原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秘书戴天佑暂代校务。戴是医生,与药学界人士不熟,又是兼职代理校务,学校业务多由王殿翔1913-1970和管光地1904-1952两教授处理。管光地教授曾在磁器口和歌乐山时期来学校任教。约1948年底1949年初正式任命管光地为校长,直至南京解放。管光地教授长期从事生药学教学工作,1939年由美回国在原国立药专担任教务长兼任生药学教授。解放前的旧中国有一段时期曾发生消灭中医的逆流,与中医学密不可分的中药学的地位不被人们重视是可想而知的了!从全国药学工作者看,研究中药的人为数很少,而始终如一热爱中药工作的人更少。管光地教授对于中药的教学及科研工作的一心专注,可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解放后仍继续担任校长,在新中国的有利条件下,本可把学校工作做得更好,他不幸于1951年因脑溢血病逝。


  有重要影响的几位教师

  在学校各个时期担任过教学工作的药学界人士很多,而对于学校有较大影响的,除了上述担任校长的以外,还有些人值得记述。

    雷兴翰教授是1939年和管光地教授同时由美回国的,即任教于原国立药专担任药物化学教授。嗣后虽然因工作岗位变动在重庆协和制药厂工作时,同学仍多次敦请其来校任教,在学生中有较高的威望。在歌乐山时期雷兴翰教授对整个学校教学工作、课程设置和教师阵容等,都极为关心,深得学校师生的爱戴。当时同学称之谓无教务长名义的教务长,足见雷教授与学校的深切关系。回到南京后雷教授对于敦聘及联系有关药学界人士来校任教,为共同办好学校,是出了很多力量的。

  王殿翔1913-1970教授在歌乐山时期曾任教过短暂时间,1946年应聘来校担任药物化学教授,后兼任教务长。直到解放后较长时间仍负责学校教务长工作,后又升任副院长。王殿翔教授是药学专业出身,在校还担任过生药学的教学工作,对药学专业的教学要求和教学规律有较多的了解,因此解放前后对学校的教务工作及整个学校工作是有一定贡献的。

王殿之教授就我所知是原国立药专当时教职员中有进步觉悟的不可多得的人,在学校任英语教授。他在旧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有过很多屈折的经历,包括军阀时代、国民党时代,并和国民党高层人士有过交往,可以说对旧社会官场污浊,有较多的亲身感受,从而从内心憎恨反动派的倒行逆施。特别对于反动派对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发生街头惨案,是深刻同情的。总之他是一位正直不阿的知识分子。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濒临解放前夕,王教授已被接纳为中共地下党员,为党为学校为保护学生安全做出贡献。

  至于各个时期曾在原国立药专任过教的人很多:如教植物学的裴鉴教授、王志稼教授,教物理化学的张江澍教授,教生物化学的任邦哲教授,教生药学的归国华桥刘宝光教授,教生物学的刘宝善教授等,就不一一叙述了。

学生生活片断

学校在武汉和重庆时期,都是处在战争异常变动时代,特别在重庆的几年,很多学生是来自广大沦陷区的,有很多人经济来源中断,生活很艰苦。有些人是徒步长途跋涉走进四川的,有些人衣履不全,冬天赤脚的大有人在。有些人要靠假日离校做短工来贴补生活费用,有些人要依赖同乡会或其它团体的周济,不定期地有点补助以维持学习生活。学生的平时伙食,其主食供应一律为平价米,这种米粗糙霉变是经常的,饭里稻稗沙子很多,大家都叫它“八宝饭”,伙食的粗劣可想而知。总的看学生的学习生活很艰苦,大多数学生还是珍惜自己的学习机会,虽然当时学校的物质条件很差,而学习是刻苦努力的。学生的政治思想倾向,总的说思想进步能较早地接受党的思想教育的是少数。早在武汉时期,就有少数同学感到国家民族危亡的环境下,无法安心读书,离开学校奔赴抗日前线参加革命,在重庆时期也有类此情况,但人数不多。相反的一面,一心为反动派效劳的职业学生或特务也是少数。例如解放前夕学校三青团骨干分子王兴荣等,解放后即被捕判刑。大多数学生是想学习求知识的。学校在歌乐山时期学潮一起再起,并迫使学校加强教师阵容提高教学质量,这种要求符合大多数学生的学习愿望,因此不断有学潮发生。

    学校中进步与落后的斗争,在重庆时虽有表现而不太明显,到了南京将解放的一段时期内就较为明显了。例如在参加全市性的学生运动的态度上,在是否要把学校迁到台湾的问题上等在学校内都有激烈的争论。与此同时反动派对进步学生的迫害也日益疯狂,经常借故开除学生,最后发展到特务来校抓人。当时就有进步学生数人被捕,也有些学生不得不离校转移。到1949年南京解放时,总算把完整的原国立药专收回到人民手中。


  作者系南京药学院副教授金理文。

金理文(19121991)江苏省南京市人,药学家。1940年于国立药学专科学校毕业后留校工作。曾任实验药厂技术员、助教、讲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南京药学院副教授、教授、药事组织教研室及药剂学教研室主任、中国药学会江苏省分会理事兼科普委员会主任委员、《中成药研究》、《江苏医药》编委等职。从事药学教育40余载,翻译出版:(美)拉第曼(E.A.Ruddiman)、(美)尼科尔斯(A.B.Nichols)著《实用配伍禁忌》,和王叔明共同主编《植物药品化学》,编写出版全国中专统编教材《调剂学》,参加编写《药剂学》、《中草药学》的中药制剂编写工作。十分重视开展与教学相联系的科研工作,曾主持进行全国250所医院药房的调研,为我国药学专业培养目标的制订提供有益的探讨和论证。


链接:

    孟心如19021947武进县城(今常州市区)人。1920年考入德国柏林大学习化学专业,读书用功,手不释卷。1925年,获特优化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初在常州主办《兴业杂志》,发表《制造碳化钙之计划及其应用》,与江上达等创办均益兴业公司。后转教育,历任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兼理学院化学系主任)、中央大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随中央大学迁重庆,从事颜料研究和教学工作。后从四川土生植物中提炼出一种草绿色染料,遂辞去教授,在沙坪坝创办染料厂。投产后,专为国家印染坯布,制作草绿色军装。抗日战争胜利后,因身体有疾,精力不够,厂停办,回南京任南京药学专科学校校长(今中国药科大学)1947年病逝于南京。


    王殿之1897-1982南京药学院外语教授。辽宁复县人。1919年于燕京大学肄业,1924获美国密西根大学法学硕士。曾任国立药学专科学校总务长,江苏省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外语教学工作。讲授英语、拉丁语等。


    戴天佑1904-2002名天右、孚民。福建南靖人。1925年就学于福州协和大学。后转学燕京大学医预科、国立上海医学院,1933年毕业。任厦门鼓浪屿救世医院内科医师。1935年到南京,参与筹建卫生实验处卫生教育系。1937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获硕士学位。1938年回国,回卫生实验处卫生教育系任职。1943年至1949年,任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同时兼国立上海医学院公共卫生科主任、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科主任;参与筹建国立浙江大学医学院、国立武汉大学医学院。19491月任国立上海医学院公共卫生学教授,兼附属澄衷疗养院院长。同年任国立药学专科学校校长。1950年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保健处及医教处技正。1954年任教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兼任卫生系副主任、教务长等。著有《儿童卫生学》、《保健组织学》、《卫生学总论》、《人民卫生学》、《医学卫生普及全书》等教科书和著作。


    裴鉴1902-1969字季衡。四川华阳今成都双流人。1916年考入清华学校,1925年毕业。旋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修植物学,1927年获学士学位,次年获硕士学位,1931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从事植物分类和国药用植物研究。曾兼任国立央大学生物系和森林系、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复旦大学生物系、金陵大学生物系教授。1944年任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高等植物分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1950年起,任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研究员兼华东工作站主任。后任国科学院南京中山植物园主任、南京植物研究所所长。195212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江苏省民盟副主任委员。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主要从事植物分类学和药物学的研究。曾兼任中国植物学会常务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同药典》编委会委员。著有《中国药用植物图志》、《中国药用植物志》、《中国白头翁的生药学研究》、《中药苍术、术的生药鉴定》、《五种曼陀罗的植物分类及生药鉴定》、《中国的马鞭草科植物》等。



    王志稼1895-1981江苏苏州吴县一说扬州人,生物学家。1920年东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245月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植物系留学获硕士学位。次年10月回国。历任沪江大学、中央大学生物系讲师、副教授,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光华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建国后,历任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合肥师范学院、皖南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全国植物学会理事,上海植物学会主席,安徽省植物学会理事长等职。1952年秋加入民盟是民盟安徽省委会常委,安徽省第四、五届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是我国较早从事藻类学的研究人员。专于淡水藻类植物学,发现蓝藻与绿藻等新品种。著有公民生物学》、《藻类植物》等。曾被日本《名人字典》收录。


   

    张江树1898.6.151989也作张江澍,又名雪帆,江苏常熟人。早年毕业于孝友中学。1914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化部,1918年毕业后留校任化学助教1923年考取公费赴美国留学,先去加州大学插班4年级攻读化学1926年获哈佛大学研究生院理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中山大学、武汉大学、上海光华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南京大学教授兼理学院院长、教务长。建国后,自1952年起历任华东化工学院教授、院长,全国高等工科院校化学教材主任编辑、《辞海》编辑委员会委员兼分科主编、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早期物理化学学科的主要学术带头人和中国化学学会的创办人之一,毕生从事物理化学领域的教学和研究。曾主编《物理化学与胶体化学》一书,为理科学校最早的一部教材。对电池、理论化学实验、用共鸣法测定电介常数及电矩等有关热力学和电化学方面的课题,均有重要研究。


  张江树在从事高等化学教育的几十年间,素以“严以律己、治学严谨”著称。无论是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还是身受“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他都能大义凛然、爱憎分明、坚持真理。“文化大革命”期间,张江树虽然受到冲击和迫害,但他坚信这只是一片乌云,遮不住和煦的阳光。粉碎“四人帮”后,1976年,他曾赋诗一首以表达他的心情和志趣:

黍谷阳生帮会催,军民同庆喜联怀。

团结最能除反侧,启先还得靠寒梅。

揭开鬼脸穷千态,重换桃符第一回。

百年大计须科技,老九中间培异材。


    任邦哲1909.9.19-2001号维宪,湖南省汨罗县人。1929年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化学系。1932年赴美留学。1933年获美国西南大学化学系文学士。1934年获伊利诺伊大学化学系硕士。1938年获密西根大学科学博士学位。从著名含硫氨基酸权威HBLowis为师,对半胱氨酸代谢与营养作出一定贡献,成为美国∑X学会会员,并获荣誉证书及金钥匙。同年回国,历任中央大学医学院、上海医学院、国立药专、湘雅医学院、湖南医学院教授、教务长。1979年调入暨南大学医学院任教,历任生化教研室主任、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咨询委员会委员,并先后兼任卫生部医学生化专题委员、高等医学院校医学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生化分册》副主编、博士和硕士学位定点审核委员、《国际生化教育》等多本中外杂志的编委和顾问,以及中国生化学会等多个学术团体的常务理事、理事。1953年加中国民主同盟,1983年加中国共产党。曾任湖南省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广东省政协委员。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任邦哲从事生物化学专业的教学与研究,特别是在异常血红蛋白研究方面成绩卓著,为我国异常HB研究奠基人。曾调查30万人,发现HB 20余种、5个国际新品种,对国际HB研究有大贡献。首创用Benesch法检测HbO2功能,用最新的快速原子轰击质谱技术FABM作结构分析,用穆斯堡尔谱(MossbaucrSpect)检测Hb的携O2功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曾先后获得卫生部科学大会科学进步奖等十多项奖励。撰写全国统编教材及专著9部,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师德高尚,深受同事和学生的爱戴,曾先后被评为国务院侨办系统模范老干部、广东省优秀教师、暨南大学先进教师,并获国家教委科技工作四十年成绩显著奖、教学优秀成果奖。


    刘宝善1896-1988江苏无锡县(今无锡市锡山区)人,药用植物学家和生药学家。1924年于南京国立高等师范生物系毕业。19241927年先后在北京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生物系任助教、教员。1938年,刘宝善来到重庆国立药专工作。一面广泛涉猎和研究中医药的经典著作,为学生讲授药用植物学。当发现川常山和常山绿叶的药用价值后广泛采集并用人工栽种,并对它的形态解剖及生态进行系统的研究。19458月以访问教授的身份由教育部派往英国诺丁汉大学,与该校药学系主任国际著名生药学家屈礼士氏(GETreds)共同研究金缕梅叶(Hamamelidis Folia)气孔指数、脉区等,为植物分类学和生药鉴定创立新的方法,发表多篇有价值的生药学论文。1947年回国,刘宝善应聘浙江大学理学院药学系任生药学教授。在教学之余,对杭州一带栽种的18种中药的生药鉴定进行研究,制作一千多种药物标本,并先后编著《药学生物学》、《药用植物学》、《药用植物的栽培和应用》等著作。1951年起,被聘为该校药学系主任。1952年刘宝善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药物学系生药室主任。在19521964年期间,先后从事食用棉油的研究;鸡骨常山、土常山、白常山、海卅常山生药学的研究;以及益母草、真鹤虱、桕树根皮等生药的研究;对中药紫草进行挥发油及油脂的研究。此外,还进行中医中药用于放射治疗肿瘤方面的研究,田三七与藏三七的止血作用的研究等。其中他的“棉油节育理论”引发世界各国棉酚避孕的广泛研究,取得实际应用效果。离休后仍关心祖国医药学的发展,在80岁以上高龄完成了《祖国医药与西医药汇合刍议》(40万字)及《经济植物词典》(翻译200万字)的写作和翻译工作。刘宝善于1988115日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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