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自由行费用协会

柏林,墙

南方人物周刊 2019-07-01 21:16:55

“25年过去,柏林墙渐行渐远。但,那136个因之逝去的生命,真的已化作历史长河中的轻烟?”

特约撰稿 林方文 发自柏林 / 图 林方文 / 编辑 郑廷鑫

南方人物周刊微信号:peopleweekly

“这个中午我们将到达柏林,一切都被终结于尘世间。”怀揣着叔本华的这句话,我不情愿地爬出温热的被窝,走过凌晨4点慕尼黑空旷的大街,搭乘ICE高铁去柏林。啤酒节临近尾声,街面一片狼藉,醉汉如僵尸般在路灯下过境,脱衣舞女的照片在橱窗里泛着粉红的光。我暗想,这真是个资本主义城寨。

到达柏林正好是中午,自几个小时前的莱比锡开始,车窗外就多了许多破败的厂房,墙上写满涂鸦,那些方盒子建筑毫无生气地堆放在丛林中,让我觉得自己正在时间长河中回溯至冷战的上游。看着窗外北德莽莽的平原和丘陵,我心存疑虑,真的会遭遇终结于尘世间的种种吗?

长久以来对柏林遥远的迷恋,终于在驶进中央车站那一刻有了坚实的皈依。柏林,是一座凝结了整个20世纪沧桑的城市。一战、魏玛共和国、民主陷落、纳粹崛起、希特勒与二战、东西方割据、漫长的冷战时代、两德统一及柏林墙崩溃……有人说,伊斯坦布尔是联结东西方的城市,但在我心目中,柏林才是。

为什么喜欢柏林?不如聊聊我最爱的一部电影吧。它所说的,是民主德国在一个小房间里的延续。亚历克斯的妈妈,曾经是忠诚的SED(东德统一社会党)党员,她于柏林墙倒塌前意外昏迷,又于两德统一后醒来。亚历克斯为了妈妈脆弱的神经,决定在她的病榻周围编织一个善意的谎言。

那是德国人对往事一次暧昧的告别。据说两德统一后,不少人主张重建柏林墙,甚至还要加高3米。戏仿也好,怀旧也罢,德国人对于东德时代的感受绝非简单的爱恨两分可以定义的。电影里有句台词,我深有感触:“我仿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民主德国变成了理想中的模样。”听起来有一种无奈的悲凉。

当统一的狂喜消退,后遗症开始凸显。贫穷而性感的柏林,必须承担高失业率和高财政赤字的沉重负担。东西德发展的极度不均衡,不是1:1兑换东德马克就可以解决的,随着时间推移,总有数量不少的中老年人还怀念过去在东部不愁福利和医疗的日子。

也许,了解柏林,必须先从柏林墙开始。从1961年8月13日到1989年11月9日,这道高墙隔绝了东方和西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它的建起和倒下,也是冷战渐入高潮和终于结束的标志。它倒下的那一年我6岁,只会在老师组织下搬着小板凳在学校礼堂里看上头派发的宣传片。自打正式知道柏林墙,我就想着有生之年一定要去看一看。



柏林墙公园里的受难者纪念墙

十字架上的受难者

刻意把入住的hostel订在前东柏林的Prenzlauerberg,离独立设计师云集的栗子树大街很近。宽阔空旷的马路,遮天蔽日的梧桐树,低调朴实的民居,这儿给我的感觉有点像北京或南京。放下背包出门闲逛,坐上开往亚历山大广场的地铁,浅绿色马赛克装饰的站台、铁锈色的站牌、车厢里的复古小碎花沙发,一切仿佛还停留在30年前。

一路换乘到了弗雷德里希大街车站,隶属于柏林所谓的“Mitte”(市中心)区。时光倒转30年,当时这里不仅有海关关口,还有签证发放处和货币兑换点。人们在这里下车,换乘地铁继续前往东柏林,他们中有西德公民、外交官、外国人以及少量的东德公民。

弗雷德里希大街车站的检查点被称为“Palace ofTears”,意即“眼泪的殿堂”。许多东德人把西德亲戚送到这里,因为没有证件,只能目送亲人远去,无数人在门口洒下离别的泪水。今年9月14日,检查站旧址作为博物馆向游人开放。

出了车站,就是贯穿柏林的施普雷河。在《再见列宁》里,昏迷后苏醒的妈妈最想吃的,就是前东德产的施普雷牌腌黄瓜,但统一之后超市统统换上西方货品,这牌子已难觅踪影。不过,现在有个地方竟然还能买到,那就是博物馆岛上的DDR博物馆。作为专业展示前东德生活的私人博物馆,纪念品商店里赫然摆着一排排施普雷牌腌黄瓜。当然,谁都心知肚明,其实这是用社会主义的瓶子装资本主义的瓜,卖的就是个乡愁。

施普雷河上发生过太多逃亡者的故事。1961年,前东德最高领导人贡布里希指示埃里希·昂纳克发起“玫瑰行动”,为的是防止人口日益流失,而当铁丝网和栅栏树起来之后,天然的分割线施普雷河也成了逃亡者展示“才华”的生死场。

1961年12月的一个深夜,潜水冠军英戈·克鲁格穿上潜水服,戴上呼吸装备,从施普雷河的东岸悄悄下水,准备登上国会大厦附近的河岸,在那里,他的未婚妻正穿得严严实实在等他。但在夜半时分,那年轻的姑娘目睹海关汽艇在河里捞起了一具男性尸体——英戈低估了寒冬时节施普雷河水的冰冷。

国会大厦一带是政府建筑群的集中地,旧的大多数在战争中湮灭,新的就成了现代派建筑师的试验田。诺曼·福斯特爵士为国会大厦修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玻璃圆顶,却能与古典主义完美融于一体、交相辉映。正值深秋,道路两旁的树木如火焰一般的红,遍地都是落叶。

在国会大厦旁的河岸边,一低头,竟与柏林墙的遗址不期而遇,地上的铜制铭牌写着“BerlinerMauer(1961–1989)”。关于柏林墙,这附近有个著名的纪念遗址,叫“白色十字架”(White Crosses),分散于几处,有些在河岸边,有些在附近的提尔公园里。每个十字架上,都刻着一位柏林墙受难者的名字;每个受难者的背后,都有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

在这些人中,最著名的应该是18岁的彼得·费彻。1962年8月17日,小彼得和他的同学一起,从一栋废弃的建筑物奔向高墙,试图以快捷的身手完成这次冒险的冲锋。边界警察的自动武器开火了,他的同学成功到达,而彼得的小腿中弹,摔落在墙脚。他的呻吟和呼救开始很大声,后来越来越微弱,因为子弹打断了他的动脉。

被禁止进入东德领土的西柏林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而检查站的美国士兵在被记者问及为什么没有采取行动时,耸耸肩说:“不是我们的问题。”这话后来成为西德日益增长的反美主义之根源。彼得·费彻的死,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可能是影响最大的,引发了长久的抗议浪潮。

在白色十字架旁,我遇见一位老人,他在此发起募捐。自行车的后架上放了整整一筐的书和影碟,都与冷战年代相关。老人说,他来自一个叫“斯大林时代受害者协会”的组织,他的同志——鲁道夫·施罗特——已于2007年4月初因不明原因的癌症去世。募捐来的钱,只是为了给那些曾经在斯大林时代受到残酷迫害的老人,一个衣食无忧的归宿。

至于那些曾经双手沾血的人呢?两德统一后,呼吁将埃里希·昂纳克送上审判席的声音从来没断过,但由于昂纳克糟糕的健康状况,他逃过了种种指控。1993年,昂纳克和家人飞往智利接受政治避难,一年多后在圣地亚哥病逝。

国会大厦300米开外,就是德国的象征,勃兰登堡门。女武神在城门上傲视柏林城,与菩提树下大街另一头的亚历山大广场电视塔沉默地对峙。造访柏林的政治家,一个不落地都会来勃兰登堡门,冷战时代更是如此,因为这儿正是东西德裂痕中最炽烈的伤口。

1963年6月26日,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勃兰登堡门演讲时喊出:“我是一个柏林人!”(Ichbin ein Berliner.)成了冷战史上最振聋发聩的名言之一。1987年,冷战结束前夕,罗纳德·里根也在同样地点发出了呐喊:“戈尔巴乔夫先生,拆掉这堵墙吧!”

勃兰登堡门的游客服务中心贩卖一种特殊的明信片。纸卡片上镶了一个圆形的小塑料盒子,里面是一小块柏林墙碎片。是真是假无从判断,销路倒是完全不用发愁。

施普雷河成为逃亡者展示“才华”的生死场

翻墙故事

商店的明信片上有许多令德意志民族刻骨铭心的场景。比如,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勃兰登堡门前挤得水泄不通,年轻人狂欢、落泪,彻夜不眠。最著名的照片出自彼得·列宾之手:画面上,一个士兵正跳过带刺的铁丝网,用摄影大师布列松的话讲,是个“决定性的瞬间”。

这是柏林墙公认最经典的一瞬。那是1961年8月15日,19岁的萨克森士兵康拉德·舒曼被调入首都筑起柏林墙,受到谩骂和诅咒的他心头充满困惑。后来,铁丝网那头的西德人转而开始怂恿他:“过来!过来!”小伙子突然把手里的香烟一扔,抛下沉重的武器,跳过铁丝网,这一刹那,彼得·列宾按下了快门。

看看遍布城区、形态大胆的现代主义建筑,就知道柏林人也善于消解历史。如果他们对过去过于严肃而不能放松,波茨坦广场不可能出现现在那些穿过街道的巨大的粉红色管子,它们象征着已经消失的柏林墙。东德刚刚瓦解时,波茨坦广场还是一片荒废土地,今天这里摩天大楼云集,成为消费主义的圣地。

从波茨坦广场沿着莱比锡大街往东,再沿威廉大街往南走上二三百米,就是著名的“恐怖地形图”(Topographiedes Terrors)。这座户外博物馆建在盖世太保和党卫军总部的遗址上,在它身旁是一道约200米长、保存完好的柏林墙,其长度仅次于东部画廊(the EastGallery)。

墙的南边,是一条下沉的户外长廊,以精到的图文描述了1933年至1945年间的德国;在墙的北边、隔街相望的,是幸存的帝国空军部大楼,赫尔曼·戈林曾在此办公,1949年后成为民主德国部长会议所在地,1953年6月17日工人起义反抗前苏联时,民众示威也在此,现在归德国财政部大楼所有。方寸之地,历史竟能来回穿越、反复上演。

离此地只有700米的查理检查站是柏林墙的标志性景点,但也极度商业化。穿着古旧的“美苏士兵”和川流不息的游人永不停歇地合影,怎么看都觉得滑稽。这不是消解,是纯粹的消费。还好,查理检查站博物馆并不让光阴虚度,它集中精力讲述的,是林林总总的翻墙故事。

翻墙有很多种办法,有的人靠奔跑,有的人开车蛮撞,这些没什么技术含量,靠的是一腔热血。也有组织有偿提供假护照,并负责培训逃亡者。还有人从下水道逃走,东德政权发现后改造了给排水系统,下水道这条路不好使了,于是人们开始艰苦卓绝的地道逃亡。

柏林西北部的贝瑙尔大街一带,地下沙土松软,湿度正好,又是柏林墙经过处,是挖掘地道的好地方。街面上指出了多条当年的地道遗迹,当然,今天早已填实。这里现在成了柏林墙公园,每个夏日周末会举办全城规模最大的二手市集,琳琅满目、鼓乐齐鸣,是淘二手便宜货的休闲好去处。不过此时已到10月初,天上阴晴不定,大风刮得云层乱舞,一阵暖一阵寒。公园的草坪上落满枯叶,有人把书盖在脸上躺着晒太阳。

公园的对面,是柏林墙档案中心,德国人以举世无双的严谨细密,整理出浩如烟海的资料以供查阅。中心对面的公园角落里,特意重建了一个瞭望塔,并再现了昔日多重高墙组成的封锁线。“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柏林墙经过不断加固拓建,到后来几乎已不可逾越。

然而总有奇迹。有人藏在车前发动机专门改造出的隐蔽舱里,舱门需要多个部件启动并旋转至一定角度时才能打开,由此逃过检查;有人自制热气球,从柏林郊区起飞,飞至子弹打不到的高度,安全降落在西德;有人自制滑轮和箩筐,在风雨夜沿着电线杆滑行,6个小时后终于逃脱;有人居然会做简易的潜水艇,从北海下水,迂回绕到了对面的疆土……

这些汽车、气球、滑轮、潜艇,都被捐献给查理检查站博物馆,原封不动地放在展厅里。放映室里还有些逃亡题材纪录片或电影,印象中有一部特别有趣,是兄弟俩自制滑翔机飞越柏林墙,半空中以手持摄影机拍地面状况,边拍边聊,举重若轻。

勃列日涅夫和埃里希·昂纳克的“基情”之吻

往事并不如烟

东部画廊是现存最长的一段柏林墙。两德统一后,全世界的艺术家都被邀请来在这一段墙面上自由创作。大体上,他们都在热情讴歌解放,然而我心底的问题是,如果二三十年后,当年那些艺术家重返柏林,他们对彼时和今日又会有怎样的判断和描绘呢?

在高墙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曾经以为这就是世界的全部。在墙倒塌之前,比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等兄弟国家,东德的生活水平优势明显;然而,倒塌之后,人们突然发现,其实他们活在一个破旧、灰暗、污染严重的国度。

前面提到的那位跳过铁丝网的士兵康拉德·舒曼,此后融入了西德社会,还娶了一位西德女孩,在奥迪工作了近二十年。柏林墙倒塌后,他终于有机会回到故乡,结果却发现,在故人心中,他只是个背叛分子和帝国主义的棋子。柏林墙无情地从心理上永远隔开了他和他的亲人。1998年6月,他在自家果园上吊自杀。

在柏林墙公园广阔的草坪上,有一片陈列柜,柜子被分成许多小格子,每一格都属于一位柏林墙的受害者,有的放上了照片,有的连照片也没有。秋风萧瑟,不知道是谁在其中一个格子里摆上了一支白玫瑰。

公园里有一座令人惊艳的和解小教堂,这座以黏土和木材建成的现代主义建筑,是为了纪念1985年被东德以“提高边界安全性”为由炸掉的和解大教堂。后者于1894年建成后一直保存完好,却因为孤零零地矗立于东西柏林间的死角地带,成了政治的牺牲品。

来自斯洛伐克的志愿者小姑娘说,现在它仍被用于婚礼等日常用途。但值得注意的是拥有宗教信仰的人数已经严重下降,柏林市区的许多教堂都已经变成了单纯的景点,丧失了功能上的意义。

东德政权本只想开放公民私人旅行,却被理解成“开放边境”,一夜之间,1989年11月10日的早晨,人们发现柏林又变成了一个完整的城市,没有什么比自由地在城市里散步来得更快乐。

弹指间,25年过去,柏林墙渐行渐远。也许,正如《柏林墙》一书的作者弗雷德里克·泰勒感慨的那样:“有时我们可能相信希特勒从未存在过,奥斯维辛只不过是一个波兰荒凉小村庄的德语名字,而柏林墙只是某些人疯狂想象出来的虚幻之物。”但,那136个因柏林墙而逝去的生命,真的已化作历史长河中的轻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