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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古典学教授怎么会成为英国最热的知识分子,甚至“英国国宝”?

新读写 2019-07-05 02:3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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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罗素、桑塔格那样,这样的人物,一代人中只出一位——人们这样称赞玛丽·比尔德。如果在十年前,这似乎不大可能,甚至非常奇怪——一个外表与大众期待的完美的女性公众形象相去甚远的中年古典学教授竟然会如此出名,并被大众发自内心地喜爱。


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剑桥大学古典学教授,当今英国最受人喜爱的知识分子。


与千篇一律、身着粗花呢西服、表情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典型牛剑男教授不同,比尔德可以身着嬉皮风刺绣黑裙,随意地倚坐在桌子边缘发表演讲。


每个见过比尔德的人都会对她的条分缕析、她的不守规矩乃至顽皮鬼马印象深刻。


不论是在公开或私人场合,还是在学术写作中,她都对一致的意见秉持审慎怀疑的态度,擅长从意想不到的角度重新审视任何问题。


她从不惮于批判自己的工作:在1990年代初的一次会议上,她宣读了一篇论文,否定了自己10年前的成名作——一篇研究古罗马维斯塔贞女的论文。这对一个学者而言非同寻常。


伦敦大学古典学研究所所长格雷格·伍尔夫(Greg Woolf)这样评论比尔德,“她对自己要求严格——她不是那种想要建立一座无懈可击的学术丰碑的学者,她乐于回顾并否定曾经的自己”。


人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博学多识、平易近人、翻译拉丁铭文、借瓜分披萨演示罗马帝国的分裂、在《质询时间》(Question Time,BBC一档话题辩论类节目)讨论公共服务的比尔德,与在私人场合遇到的她并无二致。


不论是“伊斯兰国”还是学术自由,她都谈。她认为英国有必要进行有关脱欧的第二次公投,因为她认为投票只是民主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没有知识,民主不可能正常运作,而知识正是2016年夏天的全体选民所缺乏的。因此公投的结果不应被视为最终结论,而只能作为民意测验。“我们当然可以表达脱欧的意愿,但前提是我们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她说。


成为“英国国宝”的知识分子


毫无疑问,比尔德已经成为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古典学家,英国《卫报》记者夏洛特·希金斯(Charlotte Higgins)更是称她为“英国国宝”。


她的最新著作《女性与权力》向读者展示了长久以来女性失语的历史,成了大西洋两岸的圣诞节畅销书。


自8年前她首次在BBC电视纪录片《庞贝:一座罗马古城的存亡》中出任主持人,就征服了电视机前的观众。


即将于今年3月播出的BBC大制作纪录片《文明》中,她还将作为三位主持人之一亮相。


新版《文明》的蓝本是1969年播出的《文明》,由艺术史家、批评家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主持,是BBC史上最受推崇的历史文化纪录片。


比尔德作为名人的一大标志,就是每日纷至沓来的节目邀约,其中包括烘焙类饮食真人秀节目、跳水节目、知识问答类节目,不过都被比尔德礼貌地回绝了。


走在路上,比尔德也常被粉丝们认出,她的粉丝通常是年轻女性,有位粉丝还发表过一首《我长大后想成为玛丽·比尔德》的诗。


如果在十年前,这似乎不大可能,甚至非常奇怪——一个外表与大众期待的完美的女性公众形象相去甚远的中年古典学教授竟然会如此出名,并被大众发自内心地喜爱。


电视评论员吉尔(A.A. Gill)曾取笑过比尔德的牙齿,并宣称她应“远离镜头”。


比尔德通过《每日邮报》进行回击,指出“总有像吉尔这样的男性畏惧聪明女性的自我表达”,“关键不在于我的长相,而在于我的所作所为”。比尔德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共鸣。


 “提供某种公共服务”


自那以后,比尔德成了中年女性的旗手,并受到年轻女性的喜爱——事实上,任何希望因自己的思想而非长相受到关注的人、任何珍视智慧的人,还有那些不留情面地提出问题、从不排斥相反意见的人,都爱上了比尔德。


比尔德严守怀疑主义,拒绝愤世嫉俗,这是她的智识风格。也正因此,那些担心数字世界的喧嚣与霸凌会剥夺理性政治辩论可能性的人会视比尔德为偶像。


虽然身为权威、具有专业知识,比尔德并未明哲保身,她毫不犹豫地投入鱼龙混杂的公共论辩,把自己推到文化大战的前线。


去年,一个极右派阴谋论者对BBC一部动画片口诛笔伐,因为动画片中罗马人统治下的英国出现了下撒哈拉沙漠地区打扮的男子——他觉得这是为了追求政治正确而硬加的角色。


比尔德冷静地介入这场争端,解释说事实上“有充分证据证明罗马人统治下的英国具有种族多元性”。


然而,她的专业回应遭到了“洪流般的攻击性侮辱,我的历史研究能力、象牙塔里的精英观点、我的年龄、身材和性别,被攻击了个遍”,比尔德事后如此描述。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会是一个教训;但对于比尔德来说,这恰恰证明了这样的战斗不可逃避。她拒绝沉默,在网上不懈发声,其中蕴含了一种乐观主义的、理想主义的、但可能完全不切实际的信念:


只要我们相互倾听,只要我们更中肯、更宽容、更礼貌地辩论,那么话语领域就会比现在更好。


这正是比尔德的难得之处,BBC艺术总监、新版《文明》执行制片人之一乔尼·克莱波尔(Jonty Claypole)这么评价,“成为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就像是提供某种公共服务,而与她个人无关”。然而,“许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把他们的人格自我和服务公众的知识分子的自己混为一谈”。


他列举了一串人物,认为是比尔德的前辈,如“伯兰特·罗素、肯尼思·克拉克、苏珊·桑塔格、罗伯特·休斯、杰梅恩·格里尔、斯图尔特·霍尔、西蒙·沙玛……”他认为这样的人物,一代人中只出一位,“她透过古代世界的深镜头来看世界,并且能改变争论”。


跨出学术圈的第一步


1995年,比尔德40岁,学术道路看着平淡无奇。“你可能会说:‘玛丽真可惜,她曾经看起来那么前途无量。’”比尔德这样自嘲。


她20多岁的时候曾写过几篇罗马史相关的文章——那种充斥着未经翻译的拉丁文、德文和希腊文引文以及一大堆脚注的学术论文。


其中包括1980年她关于古罗马维斯塔贞女的开创性工作,这篇论文时髦地借鉴了人类学研究方法,重塑了学界对服务于罗马炉灶女神的女祭司的思考。


但是她并没有出版她关于罗马共和国国教的博士论文,也没有像雄心勃勃的年轻学者通常做的那样,出版一部陈述其学术观点的严肃专著。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她才有空开始写作关于罗马宗教及晚期罗马共和国的书,还有一本古典学导论性质的书,但都是与其他学者合著的。


这不是因为她懒惰,相反,比尔德一直以来都十分努力,甚至努力过了头。


她曾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任教,1984年回剑桥担任讲师,1985年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两年后,她又有了第二个孩子。


她与她的丈夫,艺术史学家罗宾·科马克(Robin Cormack)一同在伦敦工作。由于缺少整块的、不受打扰的时间,她无法集中注意力于严肃的学术研究。


当时这个家庭正在为赚钱奔忙,她不得不兼许多课以挣得额外的收入。但是,回过头来看,她在考古学、古代史和拉丁文学领域的教学对她多有裨益:她在积累知识,尤其是如何让古代世界更吸引人方面的知识。


即便是那些看起来黯淡无光的日子,也在塑造着2018年的比尔德。


直到1989年,她才出版了第一本只署她一个人名字的书,但这本书与古典学无关。这本书名叫《职场好妈妈指南》,是一本实用手册,其中包括对产妇生育津贴、如何面试保姆以及手动泵奶的最佳方式的建议。


这不太像是一个年轻的剑桥古典学教师的项目,却极好地反映了比尔德的教学本能:读了这本书,你就能感受到比尔德不想浪费任何辛苦获得的知识的心情,尤其是这些知识对他人可能有用。


这本书成为比尔德跨出学术圈的第一步。


“不受欢迎的权利很重要”


1990年,比尔德曾获得为期一年的研究资助,暂停教学,当时她满心期望能借此机会全身心投入研究。但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足以让她分心,在扔掉一张又一张的草稿后,比尔德的计划宣告失败。


从某种意义上说,比尔德的职业生涯是对这样一种观念的修正——生命道路的展开是平缓且有逻辑的。“这给某些人上了一课,其中一些还是我的同事。”她记得同事们曾窃窃私语,说她这是在浪费才华。


“我现在想说:‘去你的。’每个人的职业轨迹不同,前进速度也不同。有些人很早发起冲刺,遥遥领先,但最后却被套了圈。”


1980年代末,比尔德开始为《伦敦书评》(LRB)和《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LS)撰稿。


1992年,时任TLS编辑的费迪南德·芒特(Ferdinand Mount)邀请她负责古典学版面。她发现这类专栏写作可与履行家长职责兼顾,而且其及时性非常有吸引力:“你写的东西隔周就能发表,不像投稿给《罗马研究杂志》。”


比尔德生性坦率,善于在古代和当代世界间建立巧妙的联系,且倾向于从人们意想不到的立场出发进行辩论,这些都让她非常适合向学术界之外的观众讲话。


而不论人们是否同意她的观点,比尔德都提供了一种人们所渴望的对话模式:论证严肃坚定,态度友好幽默,即使分歧演变为争吵或辱骂,始终都能坚持对话沟通。而这些品质同样可以把她拉下水。她的一些文章颇有争议,因此为她招来一些恶名。


书评杂志给了她一个走出剑桥的理由。“这让我结识了伦敦人——他们的一整个世界,有些人你做梦也没想过会和他们共处一室。我也曾被名人的气场震慑。”


2005年,在TLS编辑彼得·斯托哈德(Peter Stothard)的建议下,她开通了自己的博客——“一个剑桥教授的生活”(A Don’s Life)。这对她而言似乎轻车熟路,她生动又接地气的博客至今高度活跃,广受追捧。


朋友们曾担心这种曝光于公众的生活会对她造成伤害。光是花在回复邮件上的时间就足以令人望而生畏,更别提试图平息网络言论的愤怒和攻击了——让人元气大伤,且很可能是徒劳。


但她试图回应一切。她痛恨让人感到舒适的一致的意见。“她怀疑世俗智慧、传统观点,”斯托哈德说,“如果每个人都说X是Y,那她的直觉就会说,我们难道能肯定它不是P吗?”


对于比尔德来说,做一个公共领域的学者的关键在于,有做那种笨拙的知识分子的能力——这不同于被选举出来的政治家,需要讨公众的欢心。她说:“不受欢迎的权利很重要——这就是学术自由。”


不是学术上的弄潮儿


写书、写评论、写博客、发推特、上电视做节目,无论做什么,比尔德都会采取同样的知识分子式的思维方式。


“对玛丽而言,所有的沟通都是双向的。”斯托哈德说,“她不会让别人闭嘴。争论不会结束,批评也不会结束,重要的始终是整个过程,而非事情本身。”这也是她坚守的教学原则——教育的过程应植根于一段邂逅、一段关系和一段对话。


剑桥大学希腊文化教授蒂姆·惠特马什(Tim Whitmarsh)说:“她认为最基本的教学模式应该是一对一的指导。这不仅仅是向学生灌输知识,且关乎你作为一个人如何与另一人建立联系,你待他们有多真诚,你给予他们多大的支持。”


当比尔德在推特或者《质询时间》面对那些挑战她的人时,当她带着幽默与知识论证其观点时,当她倾听质疑的声音时,她把整个世界都视为自己的学生。


比尔德评价自己在学术上并不专情。她并没有在某个细小领域深耕——比如某拉丁作家,某个特定时期的罗马宗教——而是在不同题目间快速切换;或许是由于她天性喜欢社交,因此偏爱一些不是那么古奥的题目。


《职场好妈妈指南》后,她下一本独立完成的著作是20世纪早期的古典学家简·哈里森(Jane Harrison)的传记,这是她在纽汉姆学院的前辈。

比尔德著《简·哈里森传记》


书中写到了罗马人的幽默感、古罗马庆祝获胜将军及其军队归来的凯旋式以及帕特农神庙。


她的下一部著作是新版电视纪录片《文明》的衍生品,学术性更强,主题是文艺复兴以来艺术作品中凯撒的形象。


这种折衷主义帮助比尔德在她的大众作品中自由穿梭于古代世界。


她不是学术的弄潮儿,研究的内容相对主流。“她常常表现得相当传统,尽管她也喜欢让自己来点越界。” 格雷格·伍尔夫评价,“不过传统还是占大部:她坚持只有会拉丁语和希腊语才能做古典学家。她不是来摧毁作为一门学科的古典学的。她喜欢基于经典作品进行一些有趣的研究。”


在传统与越界间保持平衡,这种立场也适用于公共生活。正如她在博文标题中自嘲的那样,她被认为是一个“居心叵测的颠覆者”,但因为长期在一门富含文化资本的学科中涵泳优游,又大大调和了这种颠覆性。


她善于从自己的双重身份中吸取养分——一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同时具备过硬的拉丁语专业知识;持左翼政见,同时对西塞罗了解得深入透彻。


改变“认知”的目标:古典学不是研究希腊和罗马过去“实际上怎样”


随着时间的流逝,比尔德的写作风格与早期精心撰写的学术论文相比日趋口语化。


2008年,受Profile Books出版社编辑彼得·卡森(Peter Carson,也是一位古典学家)鼓励写出的《庞贝:一座罗马古城的生活》出版。起初她非常犹豫,因为研究庞贝古城的专业人士大有人在,而她从未涉足庞贝研究。但最终,出于经济上的考量,并意识到她可以借此“真正进入罗马”,她决定放手一搏。


这是一项不断怀疑历史的工作,与既有成见斗争,破除一个又一个迷思。


她认为庞贝并没有像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冻结”,事实情况比这复杂得多。自18世纪中叶古城挖掘工作开始以来,这座城市不断“被破坏、被打扰、被挖掘、被掠夺”,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轰炸。与此同时,它留下的痕迹也让普通人的生活得以栩栩如生地呈现。这部学术著作堪称突破性的研究。


时任BBC 2台台长的贾尼丝·哈德洛(Janice Hadlow)在休假时读了这本书,便说服比尔德把它变成电视节目。


彼时的BBC正因年龄歧视遭到起诉,且荧幕上确实缺少年长的女性形象。“贾尼丝说:‘你抱怨主持纪录片的都是些满脸皱纹的倔老头,35岁以上的女性一个也没有,现在我提供你这个机会——你不会告诉我你打算拒绝吧?’”


这是一个转折点。迄今为止,她的读者人数须以千做单位来计算,纪录片的观看人次已达340万。


比尔德的怀疑精神很大程度上成型于学生时代。她的导师是乔伊斯·雷诺兹(Joyce Reynolds),今年已经99岁了。“她现在可能正在图书馆工作,”比尔德说。


雷诺兹会对她说:“你真的知道吗,比尔德小姐?这是你解释这则证据的唯一办法吗?”

比尔德的导师乔伊斯·雷诺兹


而一旦去除了迷思,一旦清除了我们对古代世界的理解之间的误解与误译,一旦你已经承认很多东西永远无法确知,问题就变成了用什么去填补这个空白。


比尔德的解决方案之一是改变“认知”的目标。例如,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布鲁图斯刺杀凯撒大帝的动机,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其他的事情:比如,罗马的父母如何通过墓碑纪念他们死去的孩子;西塞罗如何塑造自己作为罗马救世主的形象;奥古斯都通过何种手段让后世铭记。


换句话说,在比尔德看来,把古代的资料看作一个窗口,认为只要足够努力,就能透过它们看清古代世界——这种传统的古典学研究方法是徒劳的。


这些资料——原始的文本文物以及后世的研究成果——综合形成我们对过去的认知,并提供线索,帮助我们认识塑造了它们的焦虑和世界观。


在1995年出版的《古典学入门》中,她首次与合著者约翰·亨德森(John Henderson)一同在书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古典学不是研究希腊和罗马过去“实际上怎样”。相反,他们写道,“古典学存在于我们与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世界之间”。


这一研究方法更是在比尔德2015年出版的畅销书《SPQR:罗马史》中被娴熟地运用。


罗马早期的历史是史实与神话传说的杂糅,难以梳理。比尔德并没有像过去的史学家一样试图从神话中挖掘历史真相,而是追问这样的神话叙事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如果罗马人相信他们的建城始于手足相残和性暴力,今天的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传说建构中看到罗马人的何种关切与信仰。



本文原载《文汇报·文汇学人》。更多写作指导、热门时文、写作素材、读书方法、学生佳作……尽在《新读写》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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